在《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一书中，怀利试图以文化的维度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图景，旨在发掘毛泽东政治权威树立的背后，新意识形态在理论层面自我确立的历史逻辑。怀利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民族主义热潮下结合外来学说与本土文化的一项系统工程。这项艰巨的理论任务是对复杂的多元文化因素的综合，并且涉及内容与形式、普遍性与特殊性、近代民族实践与无产阶级运动等议题。结合毛泽东与陈伯达的关系，怀利说明了陈伯达在解释与宣传毛泽东思想过程中的两项努力：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再梳理，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素在中国本土经历了长期的、自发的孕育，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史的支撑；通过解说毛泽东早期的思想成果，完整呈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生成路径，提炼出毛泽东思想作为官方指导思想的理论精华，回应了一些疑虑。然而，这种勾连政治运动与理论作为的尝试，既有夸大了陈伯达历史作用之嫌，又加入了作者主观的甚至荒谬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