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把法理解为自由意志的实现，但这种自由意志不是单个人的自由意志，而是普遍的自由意志。因此，黑格尔有充分的理由对西方三权分立予以批判。在黑格尔看来，三权分立是市民社会下单一自由意志冲突的必然结果，是现代性分裂和危机的本质。因此，黑格尔力图在“王权”象征下、在充分容纳“私性”利益基础上尝试重建统一性的国家法权。但是对于什么才是真正普遍的自由意志，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观点完全不同，两人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国家制度与立法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三大层次上正相反。黑格尔主要是从自由人格的普遍性来论述的，最高的普遍性人格是“单个人作为一切人”，其典型是行政权的官僚机构。而在马克思看来，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现代私人和公民二元化国家中，每个人的人格势必随时都处在或公或私的进退矛盾中。因此，不能把行政权的官僚机构作为法的普遍意志的代表，恰恰相反，这种普遍性只能来自“单个人作为单个人”的那种普遍性中，于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把立法权扩大到每一个人，让法成为包含每一个自由意志的普遍意志，这是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根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