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十九世纪末戊戌维新发动之时，科举制就已被主张变革的学者视为近代科学和教育在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的确，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政者意识到近代中国处在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开始选拔科甲人士入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等来自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之时，就曾遭到守旧人士的强烈反对，当时被人传诵一时的是理学大师倭仁的上书：“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戊戌之时，梁启超联合百余举人，联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书达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再达总理衙门，又不代奏，遂有“会试举人集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3，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一），神州国光社，1953，第217页。所以，到了一九○五年，面临更深的国内外危机，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原因之一就是“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