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经济对劳动过程产生深刻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批判吸收西方劳动过程理论，进而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不同所有制经济中劳动过程的特点，对于建立中国式现代劳动过程管理体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介绍了劳动过程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在创立劳动过程理论时，马克思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遵循从简单抽象到丰富具体的路径，先论述劳动过程的一般，再具体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对于前者，马克思从劳动过程的要素和结果两个角度进行论述；对于后者，马克思着重从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以及生产劳动的规定等方面进行阐发。劳动过程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在西方学界也广受关注。西方劳动过程理论历经四个阶段的发展，涌现出大量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成果，但也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列宁、斯大林将劳动过程理论应用到对俄国（苏联）的现实分析中，并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继续深化对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析，新时代习近平面对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逐渐形成劳动过程理论的中国化成果。

本文明确劳动过程的概念及其所有制特征，分析其与价值形成或增殖过程的关系，整合和提炼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基本内容。就简单的或一般的劳动过程而言，劳动过程就是基于人类劳动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是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又离不开特定的所有制关系或社会形态，因而其具有二重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居于生产关系的核心地位，与劳动过程紧密联系，不仅是劳动过程的前提，也决定劳动过程的诸多环节和基本内容的社会特征。劳动过程的二重性在商品经济中表现为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劳动过程表现为与价值增殖过程相统一的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二者是同一过程即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价值增殖过程是劳动过程的目的，而劳动过程是价值生产的手段。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过程。劳动过程涵盖的内容丰富，既包括物的因素也包括人的因素，既存在技术条件又存在社会条件，既涉及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涉及雇佣工人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等等。劳动过程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要素组织、过程管理、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运用数学分析的方法建立劳动过程的数学模型。

本文结合智能经济这一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形态，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分析劳动过程的要素构成与技术组织形式的新变化。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必须结合生产力的发展，而对当代劳动过程影响最深远的无疑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经济。智能经济是以人工智能算法为核心、以信息设备的计算能力为基础、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经济新形态。智能经济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三次浪潮。从现阶段来看，智能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在劳动过程中有一部分内容的所有制特征较弱，在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中区别不大，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指劳动过程的要素构成和技术组织形式。首先，智能经济对劳动过程中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都产生重要影响。新的劳动对象不断涌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数据；劳动资料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人工智能算法和智能机器成为新型劳动工具，劳动场所呈现数字化、智能化的特征；劳动者的技能结构与技能水平也随之发生变化。其次，拥有自主决策能力和全面感知能力的智能机器成为劳动资料的“神经系统”，让机器生产机器成为智能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智能机器的使用能够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必要的物质损耗，并且促进人机协同作业，使得大规模定制化智能生产成为可能。

本文分析社会主义社会非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形式、劳动过程中人的要素的新变化、劳动过程的管理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在智能经济条件下的新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是指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种经济形式中生产资料的归属存在差异，所以价值的分配或者更确切地说剩余价值的分配又有所不同，因而其劳动过程也存在差异。首先，外资经济和私营经济中劳动过程社会组织形式的根本特征是基于雇佣劳动制度的协作；完全的个体经济并不存在雇佣劳动，协作程度也不高，其劳动过程组织形式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技术组织形式上。智能经济条件下，雇佣劳动制度的突出变化体现为雇佣时间更灵活、雇佣关系不稳定、雇佣形式更隐蔽；协作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协作的数字化、分散化和扩大化。其次，劳动过程中人的要素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劳动者的技能、劳动强度与劳动时间、劳动者的主体性发生变化三个方面。智能经济条件下，私有制企业中劳动者技能两极分化加剧，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的问题更加严重，劳动者主体性虚假彰显。再次，劳动过程管理主要涉及组织设定、制度规范和文化约束三个方面。智能技术提高企业组织的信息收集、传递和处理能力，企业制度呈现出算法化的趋势，企业文化的内容、形式、传播手段都呈现出新的特点。当智能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权力”服务于资本增殖时，“监控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私有制企业可能将智能技术应用于强化对劳动者的管理和监督。最后，劳动过程所涉及的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是企业所有者与企业员工的雇佣关系，除此之外还包括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企业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在智能经济条件下，委托代理关系最为显著的新变化在于监督成本的下降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弱化；管理关系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如组织协调更高效、劳动监督更严格；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竞争加剧。

本文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形式、劳动过程中人的要素的新变化、劳动过程的管理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在智能经济条件下的新变化。首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基于计划型自由联合劳动制度而是基于市场型自由联合劳动制度，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后者的不完全的自由性和有限的联合性。公有制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表现为基于劳动合同的录用关系。智能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企业可以在用工时间更灵活、形式更多样的情况下维持明确且稳定的录用关系。其次，在公有制企业中，智能技术理论上可以促进劳动者的技能发展、减轻劳动强度、减少劳动时间以及促进劳动者主体性的彰显。再次，智能经济下公有制企业科层制僵化的问题得到缓解；制度的算法化能够避免在命令执行过程中出现权威的滥用；真正的民主文化、创新文化得以形成。最后，智能技术使得公有制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层级过多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以及代理人的监督和激励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管理与监督可以有机结合；劳动者竞赛的意愿提高、范围扩大、效率提升。

本文分析智能经济条件下劳动过程新变化的应对策略。智能技术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中的应用有所不同，对劳动过程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智能技术代表更先进更高级的生产力，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对其的反作用不同。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理论上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智能技术，并促进智能技术更快发展。要切实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合理利用智能技术，运用智能技术发挥公有制经济优势。只有提高劳动过程的自由性和社会性，促进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构建中国式劳动过程管理体系，建立高效和谐的生产关系，才能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提高公有制企业生产效率，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本文为《劳动过程新论：以智能经济为背景》一书的结语。作者提出当代劳动过程的技术组织形式最突出的变化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智能技术从要素构成、组织形式、要素变化、过程管理以及生产关系等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劳动过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因此不同所有制企业对智能技术的应用又存在不少差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智能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权力服务于资本增殖，监控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私有制企业可能将智能技术应用于强化对劳动者的管理和监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非公有制企业也可能呈现类似趋势。公有制企业则可能发挥出智能技术对劳动者的解放作用，将之应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优化劳动过程而非强化对劳动者的控制，这是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