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正美学精神具体生成路径的分析，试图揭示其在正贯名伦的意识形态支撑下，对源自《周易大传》正象性美学精神的继承与转化，并认为其内涵表现出更为强劲的正向性特质以及单向度缺失。全文从四个方面即性善之辨与正名之善、养性之辨与大义之善、生成之辨与中正之美、阴阳之辨与位德之美展开论述，以细致呈现这一美学精神在伦理规定性上的意义与局限，从而发现其历史功效和文艺伦理层面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朱利安认为，欧洲哲学自神义论至精神分析学中的恶之思暴露了一种严重的“未思”，即欧洲思想从未思考并建构起中国智慧所拥有的“贯通道理”，同时指出中国人并非以正反合的辩证法模式，而是以“未言出”的诗意模式打开了此智慧，而这一智慧终使中国人的道德实践落在了对“不通”之恶的识别以及对“进展中”之主体的召唤上，而不必陷入现代欧洲备受困扰的人格自闭与精神分裂。朱利安对中国思想的迂回借用是一种“微—哲学”，他在逻辑上的微小落脚点并不能揭示中国思想的原貌或全貌，却提供了在文化间距中平等对话的微妙契机，无论对欧洲还是对中国，反思自身之未思与重思自身之已思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