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应对气候危机重新回到了美国内政外交的重要位置。利用市场机制来应对气候变化，是美国各界关注已久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随着欧盟在推动碳边境调节机制方面的不断推进，美国在碳边境调节机制方面的态度和立场有所变化。然而，考察2021年拜登政府在碳边境调节机制方面的立法推动，会发现拜登政府在推动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方面依旧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

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联邦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倒退政策，对推动美国温室气体减排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很可能使美国无法完成2025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尽管特朗普在2017年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但美国有些州政府仍表示将继续执行《巴黎协定》的目标。虽然减排机会仍存在于美国地方性应对行动中，但很可能被美国联邦政府的气候政策所抵消。虽然美国各州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影响有目共睹，然而就其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远未达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之所需。其重要原因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窗口越来越小，联邦的行动不可替代。

78岁的乔·拜登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气候问题重归美国内政外交的重要位置。拜登竞选期间高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旗帜，就职后在内政和外交两个维度开启“全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序幕，将气候议题置于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中心，在双边和多边气候外交中重新发力，并提出一系列减排、减缓、适应的举措。民主党与共和党轮流执政的现实给美国气候政策的反复摇摆提供了制度性解释空间，在“后特朗普”时代，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气候问题高调回归美国政治议程，必将对美国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产生影响。对拜登气候政策的分析，既要跟踪拜登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政策部署，更要关注其在兑现承诺、实现目标方面的行动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