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断拓展、全球投资贸易秩序加速重构，以及中国全面改革日益深化、“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积极推进的大背景下，“十三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功能、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都将发生深刻的转变。“十三五”及未来更长时期，工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将逐步由过去粗放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和模仿创新转向精益化生产和自主创新。工业发展战略的重点是提高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和水平、积极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促进工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工业增长由人力资本和物质要素总量投入驱动向知识、技能等创新要素驱动转型，构建产业结构合理、技术水平先进、生态环境友好、附加价值高、创造高质量就业的现代产业体系。

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动力，而制造业的高速增长又主要源于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了中国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然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涨，无限供给的局面发生了改变，中国的工资水平不但高于周边的缅甸、孟加拉国等国家，而且超过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甚至北美的墨西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向周边国家转移，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政策的驱动下，出现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现象。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吸纳就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必须予以认真的研究和积极的应对。

进入２０世纪末期，伴随着技术变革、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以物质产品贸易为主的水平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发生全球性转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完成向强国的蜕变已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最迫切任务。“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战略将引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全方位转变，以期缩减中国制造业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的技术经济差距，应对发达国 家再工业化与“工业４.０”带来的冲击。

全球价值链（GVC）是对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理论与实践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深化与发展。基于传统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以产品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格局，虽然总体上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提高了世界经济体系的整体福利水平，但并未涉及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泉问题，也没有涉及如何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长期存在的原因。随着战后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扩大，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由流动与配置，以跨国公司为主导，通过利用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优势资源，实现以最大化的竞争优势制造产品与价值增值，国际分工从按照产品分工转变为跨国界的按要素分工，从产业间水平分工转变为价值链分工，因而在这个背景下全球价值链理论出现。对一个经济体来说，长期经济增长的实现主要得益于其内部由技术进步、制度调整与人力资本积累等引起的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而这又是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为基础的，其国际分工角色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的过程；同时，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居于链条不同环节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部分地解释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原因。因此，总结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对当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然而，伴随着工业的粗放式发展，我国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我国工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为此，当前工业发展亟待转型升级，基于研发设计和渠道创新的品牌战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近年来，我国消费品工业加快自主品牌建设，表现出向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升级的趋势。本章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探讨我国品牌主导型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对策。

复杂产品系统（Complex Product System，CoPS）是指研发成本高、技术密集、产品结构复杂、定制化需求大的大型产品或系统，是各类产业中对技术和组织要求最高的产业的类别，集中代表了一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复杂产品系统产业由于技术和组织上的双重复杂性，不仅具有一般价值链的基本环节，而且价值链更长、覆盖领域更广、连接关系更复杂。具体而言，复杂产品系统的价值链从研发设计、原料和零部件供应、制造组装到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环节价值高、技术难、企业多、周期长，从上游到下游各环节形成了多层级的核心旗舰企业，并在各下属层级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配套企业。不仅如此，复杂产品系统价值链上的企业经常跨链条、跨网络活动，由此也产生了复杂价值网络。复杂产品系统价值链是一个开放的网络，用户、整机企业、关键设备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等均是重要的价值活动参与主体，也是复杂产品系统价值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大飞机产业作为复杂产品系统的典型代表，下文将以其为例，对复杂产品系统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与升级策略进行研究分析。

本章将以钢铁产业为例，分析我国连续流程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决定连续流程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决定因素和利益分配特征、跨国公司和后发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并在总结国内外连续流程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连续流程技术产业的升级路径和财税、技术创新、进出口、国际投资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高度模块化产业的价值链呈典型的“微笑曲线”特征，即上游的研发、设计、核心模块制造，以及下游的营销、服务的附加值水平高，而中游的加工组装环节附加值低。我国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高度模块化产业规模巨大，是贸易出口的主力军，但在价值链国际分工中处于中游环节，虽然解决大量就业但产生的经济效益低，且对上游、下游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减弱，以及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要求更加迫切，高度模块化产业传统发展模式的约束和阻碍增大，我国必须在模块化产业国际分工中摆脱原有不利地位，突破“低端锁定”，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

本章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总结了我国前沿技术推动型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分析前沿技术推动型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决定因素和利益分配特征、跨国公司和后发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在总结国内外前沿技术推动型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前沿技术推动型产业的升级路径和财政、税收、技术创新、进出口、国际投资等方面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