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以理论“总问题”研究方法为基础，用“症候阅读法”挖掘出深藏于理论文本背后的理论“总问题”，由此形成了他的反经验主义认识论和“理论实践”的概念。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中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经历了“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到“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同时又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的命题，并在晚年提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命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本质是既要反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又要反对决定论、目的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力图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职能的关系。由于他哲学方法论的内在缺失，他没有很好地解决他所提出的理论问题，但他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依然存在。

伴随着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在生态治理实践中的缺陷而引发的“环境正义”运动，“环境正义”成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人们关注的问题。综合学术界对“环境正义”内涵的探讨，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结合起来考虑，可以把“环境正义”归纳为“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承认正义”三个方面的内涵。由于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全球化发展趋势根源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本全球化，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必须依据“环境正义”的价值原则，在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有机论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转换以要素投入为主的传统发展方式，用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代之，在使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民主化的基础上，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把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同实现世界的普遍繁荣有机结合起来。

陶德麟先生通过区分以两种不同历史观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既认为人道主义是一种起过进步作用和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重要价值的伦理原则，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强调“以人为本”既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目的。中国的人学研究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要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又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学问题，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发展。他学术研究的目的和归宿始终定位于如何实现民族复兴这一问题上，他由此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创新在强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问题，并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他强调不能用专制的手段解决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并由此反对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更不能把“百家争鸣”归结为“两家”争鸣，要求科学艺术领域的争论应当采取平等说理的方式，捍卫公民在法律范围内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规律的学说作为“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陶德麟先生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人道情怀具有关爱国家、民族和个人命运的有机统一的特点，显示了他理论的重要价值与崇高的人格魅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与发展西方生态哲学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历史和现实的集体智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最新成果。“生命共同体”概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本体论和生态方法论，“生态生产力”发展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经济发展观，“环境正义”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取向，“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治理论，“环境民生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文明建设归宿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理论局限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是中国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科学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