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称1978年为改革元年。然而，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年份。这年秋，毛泽东去世，紧接着粉碎“四人帮”，以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文革”的灾难性后果引发一场集体性反思。中共高层开始酝酿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精力于国家现代化目标。从1977年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酝酿经济改革等都在这两年开始了。在1978年最初酝酿改革开放问题时，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分歧，华国锋的态度是积极的。依当时的情势，无论谁在台上，都需要寻找中国发展的新路子。当然，如果没有“文革”，启动改革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推力。而如果没有大批人员出国考察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领导人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紧迫感，要达成改革共识会困难得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改革的认识是初步的。从三中全会公报及有关讲话可以看出，当时认为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于集中，最初的改革思路可以归结为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71119789这实际上重申了毛泽东1956年《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调动积极性的经济思想。怎么调动积极性？办法有两条：一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一是给予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更多的利益。邓小平称之为“经济民主”。这种放权让利的改革在1958年和1970年曾进行过两次尝试。就放权和让利原则这一点说，三中全会的改革基本思路同1958年有类似之处。但是，这一原则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展了：1958年改革的特点是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性分权，1979年以后则更加注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58年改革主要在国有部门中进行，而1979年以后的改革大大扩大了范围，特别是在农村中进行并扩及对外经济关系。71119790与调动积极性的经济思想一致，邓小平还提出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全局的“大政策”。71119791这一政策首次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把人们积蓄既久的利益动机和致富欲望调动起来，不仅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且成为经济改革的驱动力。所谓放权让利和松绑式改革，主要针对四个方面：一是对农民，二是对国有企业，三是对地方政府，四是对城镇居民。

1978年决策层未经争论就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加快自己的发展。进入1979年，“大引进”遭遇资金瓶颈不得不进行调整，对外开放的步伐却加快了。中央批准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为对外开放找到了突破口。从引进成套设备到利用外资，再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禁区不断被打破。虽然经历了种种争论和挑战，对外开放的地域却不断扩大。1984年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1985年开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一种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组成的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回忆说：改革的起步阶段有两件事做得很成功，第一是最初几年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农村，这一改革打破了农业长期停滞的局面，对整个经济改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第二是加快集体经济的发展，并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适当成长，很快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71119995这两件事的成功，使中国改革在国有部门受阻时，却在非国有部门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突破，由此形成了被称为“体制外先行”的基本路径。然而，从历史过程看，农村改革并不是预先选择的突破口，它是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农民对政策底线的冲击与地方上开明的领导人相互推动，一步一步获得共识形成全国性政策的过程。而80年代前期农业超常规增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随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中国市场化改革具有全局性意义。

中国的改革不是依据理论预设，而是诉诸实践和试验，从局部开始，渐进式推进。但这并不意味可以忽视观念和理论突破的意义，理论观念一旦取得突破，必会形成新的思想力量，为改革打开更大空间。中国经济改革从最初的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到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经历了重大的观念和理论的突破，包括激烈的争论。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改革理论得以突破，更在于实践推动。尽管意识形态上争论不已，实践却始终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在演进。而市场机制一旦被引进，如果不人为遏制，就会产生自我扩张的力量，对摆脱旧体制的束缚提出进一步要求。特别是农村改革释放出强大的市场能量，迫使决策层在政策上跟进，也有力地支持了寻求观念突破的努力。当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终能写进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离不开改革派学者的持续推动和高层共识的达成。

1985年是宣布进行以城市为重点全面改革的第一年，然而，一起步却遭遇总需求膨胀，迫使国务院先后召开四次省长会议。稳定经济牵扯了决策层的主要精力，这不能不影响改革步伐。当年安排的全国性改革有两项：一是工资改革，一是价格改革。地方性改革试验内容更多，其中城市综合改革试点是重点。1985年明确将双轨制作为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过渡性策略，不过当年价格改革的重头戏仍在农产品领域，即改统购派购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取消实行了30多年的统购派购制度，这是一个重大举动。1985年更重要的进展也许在认知领域。应中方要求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巴山轮会议”），对于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过渡方式及改革策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开拓了中国领导人和学界的思路。其成果在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有所体现。这份权威性文件勾画出了新体制的目标和轮廓，即通过企业、市场、宏观三个层次的配套改革，建立起一个“微观充满活力和宏观有效调控相结合的新经济模式”，使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更加清晰和具有操作性。

1986年，关于改革路径的选择存在两种思路：一种主张推动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整体配套改革，一种主张继续实行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局部试验，决策也在两种思路间摆动。年初提出“价、财、税联动”的设想，并组织力量进行方案设计，这是80年代最接近于实施的一次顶层设计。然而到了年底却因担心风险太大而被搁置，重点重新回到企业改革，推行全面承包制，同时进行股份制试点。与此相联系，对于过渡阶段要不要争取一个较宽松的经济环境，看法也出现分歧，年初推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因担心经济增速下滑太快而放弃。决策层产生一种认识，认为改革初期企望宽松环境过于理想化，准备在一个紧的环境下保持高增长和推进改革。通货膨胀从1987年下半年起更趋严峻。关于改革的争论，不只是路径之争，更有性质之辩。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时，质疑经济改革的声音更高了。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际上是要为改革正名。

1988年5月做出的价格闯关的重大决策显得突然，但也不难理解。价格双轨制导致的混乱和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价格上涨已超过两位数，决策者承受强烈的舆论压力，希望涉险闯关。然而，这一决定引发挤兑银行存款和抢购商品的全国性风潮，决策层始料不及，不得不退却，宣布物价改革方案停止执行，转入治理整顿，自1985年以来“软着陆”的努力宣告失败。从1988年9月到1991年9月三年治理整顿，实质是80年代第二次经济“硬着陆”。但与以往历次经济调整的根本区别在于，经过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而实际对策对此估计不足。因此，治理整顿在抑制总需求膨胀、整顿经济秩序混乱局面、稳定物价方面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但也付出了经济滑坡、市场疲软、效益下降的代价，改革在一些方面出现反复甚至倒退。不过这三年间，在双轨价格的并轨、扩大开放和建立证券市场等方面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政治风波，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如何避免苏东局势在中国重演成为高层关注的焦点。关于改革的争论骤然激烈，反对市场化取向的声音占了上风，改革一时失去方向和推动力，社会上普遍存在焦灼情绪。正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坚决维护他倡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号召加快经济改革，加快发展。中共十四大全面接受邓小平的新战略，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中国改革终于越过市场化改革的临界点，由此引导出90年代以后产权改革和融入全球化两大趋势。

现在，我们可以对1977～1992年经济改革做一点总结，回答本书前言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改革能够走得这么远，成功地突破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之所以很难突破，首先面临的是意识形态障碍。传统的社会主义有三大原则：一是公有制，二是计划经济，三是按劳分配。这几条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有人称之为经典社会主义。这些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改革同样面临各种观念障碍，也许改革者最初也没有完全预想到，改革的推进必然触碰和冲击上述基本信条。改革与争论如影随形，改革越深化，争论越激烈。从初期的“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1984年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的“计划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前后经历了14年。市场化改革的另一挑战，是如何找到过渡的途径。目标模式的确定固然重要，但不是仅仅有了明确目标就算成功，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改革的问题。在这里，面临结构性的、利益的和认知的等多重约束。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有着复杂的结构体系，触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极易引发经济紊乱和波动，引起新旧体制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这种结构性矛盾的背后是利益，改革必然会引起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利益的重新调整，既得利益不见得是特权利益，它包括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损益。我从阅读文献中体会到，80年代中后期，在改革者心目中大方向已经有了，决策者面临的难题，是不清楚如何才能平稳地过渡到彼岸，在路径和突破口的选择上多次反复。为什么中国改革能够走得这么远，成功地突破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这与中国改革前的某些结构性特征有关系，但主要应当从中国改革的路径和方式上寻找答案。通过对历史进程的仔细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改革的一些特点，如体制内双轨过渡与体制外市场发育、实践推动与政策引导、理论突破与高层决策、借鉴外部经验与自主选择等一系列互动过程。事实说明，中国改革路径不是预先设计，但也不是纯粹的“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而是随机行走与有限理性的结合。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至少有以下因素在共同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