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样， 儒教才不会因为在现代中国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而失去在儒教圈其他国家和地区被纳入民族化议程的可能性。这是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表彰康有为有“世界的理想” 时其洞见所在， 又是他批评康有为缺乏“国家主义”时其盲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