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之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成为一个热点议题。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复兴拥有一个独特的文化、经济背景，就是创意经济的潮流。传统文化可以借助创意经济介入具体生活的脉络获得当代的生命力，而创意经济也可以大力借用、转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民族文化资产和精神内核，以求在世界性的创意经济竞争中获得差异化发展的优势。通过对来自泰国、日本和中国的三个代表性案例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三个传统文化与创意经济联动发展的可能路径，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探索意义。

2018年是深圳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称号的第十个年头。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和城市竞争语境下，重新审视和反思深圳的设计产业发展以及“设计之都”建设，对深圳实现“国际化大都市”及“与香港共建国际文化创意中心”的城市愿景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本文围绕深圳整合性发展设计产业和“设计之都”建设的议题，分析可能性与必要性，并以亚洲及世界创意城市的发展案例作为思路启发，提出深圳整合二者发展的几点策略性思路。

本文选择台湾新北市坪林区“台湾蓝鹊茶”项目作为社会设计和创新案例，窥探其背后庞大、系统的“新乡村社会设计”实验运作方式，以期为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深圳在“现代性”进程的意义上是中国因应改革开放政策而一手缔造的“新城”，是一个典型的“流动的现代性”意义上的移民城市。与此同时，这片土地又由于其漫长的自然演化历史而在地理空间上以“城中村”形式刻写着过往村庄的“空间记忆”和“文化记忆”。城市的高速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与“城中村”的存在形成了一对经典矛盾，而城市在不同发展时期对“城中村”的治理方案和叙事角度也在发生转变，折射着城市文化的转型。本文以历史性视角梳理了深圳对于“城中村”叙事的流变，并以2015年水围村的“国际化社区”改造为案例，推测深圳城市文化的最新发展动向和趋势。

城中村作为城市独特的空间形态，对应着一定经济历史环境下的特殊语境和特殊功能。而随着深圳这座城市的性质从原初的“世界工厂”走向如今以“创客之都”“设计之都”命名的、以创新驱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示范区，城市空间的意义势必将在多重势力的角逐、博弈中经历再生产和重新定义的过程。因此，城中村空间的治理实际上是一个融合了城市政治经济发展、人群结构、过去历史与未来想象等多重视角和利益权衡的综合性时代命题。政府和作为市场主体的房地产开发商对于一个城市黄金地段空间再生产项目需要谨慎和尽可能的周全思虑。换一个角度来看，长期以来关于城中村改造的经济利益与社会空间正义的议题讨论，确实推动了开发商和政府在不断迭代的实践中对多种利益主体需求的考虑，进而在“玉田模式”中呈现了可见的创新尝试。

本文以全球经济转型作为语境，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端作为切入视角，详细检视了深圳这座城市在这一轮全球经济转型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升级为国际性节点城市的难得机遇，提出深圳“创客之城”与创意城市联动发展的策略，这不仅能为深圳下一个30年的发展吸引和培养知识经济迫切所需的“人才”，还能在文化象征层面提高深圳的城市品牌效应，在产业经济和文化象征层面真正实现深圳的城市升级，完成打造“国际化都会”的城市发展目标。

创意城市概念自诞生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然而，过往的研究和政策着重点都过于集中在经济面向，致使创意城市概念遭受不少学者的批判和质疑。本文从深圳湖贝古村旧改案例出发，提出创意城市的概念依然有效，但是理论范畴需要拓展到“非经济层面”，从合作治理及公共参与等治理技术着眼，政府可以在城市建设的机制上做更完善的制定，以推动创意城市获得“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赢，满足城市中多方利益群体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