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人格特征确实会影响人们的维权行为，但它是通过挫折感这一中介变量而产生影响的。情绪越不稳定的人，越容易体会到挫折感，进而越倾向于采取维权行为。人格特征并未以维权效力感为中介机制而影响维权行为，不过，维权效力感对于维权行为的影响却不受人格特征的影响。维权行为不仅是对维权效力感的反向考量，还可能是对挫折感的回应。因此，加强心理建设、健全社会支持网络，建立通畅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有利于降低挫折感，进而促进社会政治稳定。

媒介接触对民众治理评价的影响已引起高度关注，形成了三种相互论争的主张：“媒介抑郁论”、“良性互动论”与“媒介类别论”。然对其影响路径的解释仅局限于媒介内容本身，忽视了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基于“2015年度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CSGS 2015）的数据资料，本文试图深入这一论争背后，分析不同类别的媒介接触对于公众地方治理评价的影响。结果表明，新旧媒介接触均降低了公众的地方治理评价。其中，关键性中介变量为民众的政府观：媒介接触通过推动民众政府观现代化而降低民众对地方治理的评价，进而从民众需求角度增强了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内驱力，凸显了媒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治理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