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聚焦中国在当代世界的逆全球化背景下是否能够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的一系列政策掀起逆全球化浪潮，其退出《巴黎协定》的政策严重阻碍本已十分艰难的全球气候治理，也暴露出全球治理原型的不足。本研究从全球治理的格局、价值、机制和主体四个维度衡量全球治理，认为全球治理的原型是发达国家领导的格局，以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为一元主导，以二战结束时美国领导建立的国际机制为主要治理机制，并在治理主体中侧重非政府组织，强调全球治理的去国家化。这四个维度上的特征反映出全球治理原型只是基于西半球经验的治理，而非真正的全球治理。因此，全球治理的转型表现出的特征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改变了全球治理的领导结构，该群体非西方文明的特征使全球治理出现了治理价值观的多元化，新兴经济体还积极参与和发起新兴全球治理机制，同时更加珍视国家主权的价值，在全球治理主体中更加注重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平衡。其结果就是，新兴经济体在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包容、普惠和高效的方向转型。中国是新兴经济体的主要成员，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作用也表现在这四个维度。第一，中国是正在崛起的低碳经济大国，已经成为全球低碳经济格局一极。这既表现在国内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表现在对外低碳经济的大规模投资，特别是与欧盟的低碳经济合作。第二，中国改变着区域气候治理格局。在“一带一路”，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太平洋岛国等气候脆弱型区域的气候治理中，中国都在积极改变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重减缓轻适应的问题，希望自身低碳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广泛惠及发展中国家，并提升它们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第三，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价值观使全球治理价值观更加多元。这一价值观强调各利益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多元共生，既源于中国传统的天下哲学，也源于新中国积淀的外交思想。中国秉持这一价值观曾与美国形成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共同推进，并继续努力构建人类气候命运共同体。第四，中国在新兴全球治理机制中积极倡导金融与气候治理的结合，包括二十国集团中的绿色金融倡议、金砖国家银行的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理念和亚投行的绿色目标。第五，中国地方政府以独具特色的身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投入较多，实现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平衡。总之，本研究立足从国际关系学视角考察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作用，希望从中国已经实施的诸多气候政策中提炼出具有国际关系意义的特征，看到中国在低碳经济发展、对外投资、价值观和制度供给等多个层面给深深嵌套进国际关系复杂权力博弈中的全球气候治理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