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从整体语境的角度回顾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波澜壮阔的思潮涌动时，首先抓住我们眼球的往往是所谓“理论的突显”。乔纳森·卡勒在他的《文学理论》中总结认为，“理论”这一20世纪出现的特殊事物，因为它的跨学科性质，因为它对常识的批判分析，对思维的探索，从而彻底改变了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这场轰轰烈烈的理论的勃兴和跨界之旅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文学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至少可以概括为：第一，它突出强调了文学观念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文学的定义”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它使得“什么是文学”这一提问成为可能；第二，它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系统的冲击，建立了许多既相互对立又深度关联的新的理论体系，历史地改写了文学研究的面貌。参见〔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然而，一旦跳出这种肯定性的总括，我们便能清晰地发现：一方面，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这些20世纪的“理论英雄”们，几乎成了阐述当代问题无法绕过的话题；另一方面，我们也会隐约发觉，这样一条常常被概述为“语言学转向”的历史线索，实际上业已成为某种“话语霸权”。它在我们试图进入历史的细部进行考察时常常会遮蔽一些问题，或者将一些异己的因素化约到自己的“刻板印象”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