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阶段，反全球化思潮在美国盛行，贸易驱动的全球化进程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贸易怀疑论扩散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让本来就已很脆弱的国际贸易环境更趋恶化。在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下，亚洲国家因其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而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这种形势，只有通过有效协调并强化国际合作，才能减轻国际市场波动的负面影响，避免出口商品过剩造成恶性竞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外部压力客观上为亚太地区的合作提供了动力。聚焦“共同发展”的主题，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制度性基础设施，是亚太地区合作的关键所在。

2021年美国经济实现了强势复苏，全年有望实现修复性快速增长。消费是推动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但面临通胀持续走高的难题。就业市场恢复迅速，但结构性问题严重。2021年美国政治始于动荡，止于对抗，乱中有进。拜登和民主党凭借有限的政治资本，在施政和立法上取得一定成绩，但执政蜜月期更短，政治极化更严重，社会矛盾更尖锐。社会生态依然保留着“特朗普主义”的痕迹，劳资冲突与种族矛盾积弊甚深，加之拜登本人缺乏足够强大的政治整合能力，故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多轮反弹的冲击下，美国仍无法摆脱失序状态，并继续在充满社会危机的严峻挑战中艰难前行。拜登政府试图通过重返多边外交舞台、重启全球议程和重塑国际规则的方式，扭转美国软实力下降的趋势。但受疫情失控、国内政治对立及经济复苏后继乏力等因素影响，美国在外交领域的资源投入有限。拜登政府推行“价值观外交”，修复和巩固美国联盟体系，打造“志同道合者”的“小圈子”，强化对中俄等竞争对手的国际压力，并迫使盟友和伙伴分担其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成本。展望未来，2022年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通胀水平小幅回落但仍将维持高位。美国政治仍将在极化和冲突中艰难前行，中期选举的争夺将成为两党政治博弈的焦点。拜登政府尚难以解决多重社会难题，美国依然反对美国。拜登政府将继续以价值理念为黏合剂，推进“集团政治”，对华保持强硬路线，中美关系的发展依旧会波折不断。

2019年美国经济平稳增长，但经济扩张周期渐近尾声，增速呈回落态势。政治极化现象日益突出，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对抗加剧。两党围绕政府关门、修建边境墙、穆勒报告、弹劾特朗普等议题激烈对抗，几乎引发宪政危机。司法系统被“裹挟”进政治斗争，扮演日益突出的政治角色。进入2020年，大选背景下的党派之争将更趋激烈，政治极化现象进一步凸显。国内种族矛盾、收入不平等、暴力犯罪、非法移民等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地叠加在一起，主流价值日益沦丧，身份政治更趋紧张，社会分裂不断加剧，甚至呈现美国挑起国际纷争转移国内矛盾的倾向。在对外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继续秉承“美国优先”理念，单边主义色彩浓厚；回归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传统思维，持续加大国防开支，“以实力促和平”。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和方略，不断冲击美国所构建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大选年国内政治对于美国外交的影响加大，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表面化，大国竞争日趋激烈，不确定性加大，国际秩序有待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