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滇西特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和发展的外部环境进行了分析。滇西多数地州（市）处于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社会历史原因，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产业结构已调整为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但乡村发展滞后仍是其面临的问题。中央和省级政府关于土地制度改革、农产品结构调整和粮食安全保障、产业融合发展、流通营销体系建设、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等的政策、法规、规划，为滇西合作社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和直接基础。但当前滇西合作社所面临的融资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使其在融资、获取新技术、销售渠道建设等方面仍存在很大的困难。

本文主要对合作社的发起原因、发起方特征、合作社社员家庭资源禀赋情况、生产经营特征、社员参与合作社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合作社所涉及的行业仍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牵头方大都是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及农村的精英群体。合作社固定资产水平整体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都奉行保守经营方式，所以整体负债水平很低。合作社社员家庭农业兼业化趋势明显，土地碎片化程度较高，社员家庭可灌溉土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比例整体偏低。农户选择参加合作社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得到产品销售、技术管理及信息服务等合作社各项服务和增加收入。

本文主要对所调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社员结构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目前，超过半数的合作社社员跨越了本村的界限，分布在不同的村、乡镇、县或者市。理事长及理事会社员是合作社的核心社员，负责合作社的日常运营管理，他们整体上文化程度偏低，大部分是初中及以下水平。理事长及理事会社员基本上是村干部、种养大户、技术能手等当地精英，在当地个人社会网络资源比较丰富。关于合作社社员的异质性情况，理事会社员和普通社员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社员出资以及在合作社事业中表现的异质性比较明显。

本文主要从种养殖和服务类合作社等主要模式对滇西合作社进行了分类探讨。种养殖合作社总体经营情况较好、参与主体多元化，但家庭联合仍是主要支撑。种养殖合作社中，传统农产品和粮食作物类合作社数量偏少，但组织规模、经营规模发展态势较好；新兴农产品类合作社和牲畜类合作社在数量上有优势，但规模化经营能力相对较弱。滇西服务类合作社中，生产服务加工类合作社类型多元化，其中兼营型销售合作社较为普遍，并出现了新型销售合作社，对滇西合作社的整体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公共管理服务类合作社中，劳务类合作社开始发挥作用，但仍需加快发展。

本文主要对合作社的内部运行机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关于合作社的“三会”制度，绝大多数的合作社会召开成员（代表）大会，超过80%的合作社都会召开理事会，不足50%的合作社会召开监事会。“三会”的表决方式大都是“一人一票”。现实中大部分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产权安排、收益分配已逐渐偏离经典的合作社模式。合作社逐渐成为大股东管理、大股东控制、大股东获利的组织，这将降低成员对组织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大部分的合作社对农户入社都是有一些具体要求的，如以土地、资金或农机等生产要素入股、将全部产品销售给合作社等。

本文主要对合作社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作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合作社在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主要集中体现为农资购买、信息及技术的提供、产品质量安全监控及产品销售等，统一提供这些生产性服务带来的规模性效益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人力、物力支出，可帮助农户提高效率并节约成本。在销售方面，总体来说，合作社的品牌意识薄弱，营销能力有待提升。缺乏资金是农户普遍面临的主要困难，只有10%左右的合作社开展了内部信用合作并向社员提供贷款，贷款资金主要来自村级扶贫款。在土地经营流转方面，难点在于实现连片流转。

本文主要研究了合作社的增收效应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新角色等内容。从合作社参与扶贫的情况来看，成效较为明显，但合作社发挥的这些效应部分功劳源于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或项目，单靠合作社自身运营发展带动成员增收的效果整体上仍不太理想。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传统的治理主体难以满足差异化和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经营主体，兼具经济和社会双重功能，一方面具有提供多样化公共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政府和农户之间的桥梁从而帮助政府实施一些项目、承担部分社会职能。

滇西合作社总体上仍规模小、实力弱、影响辐射能力较小，合作社成员在出资额、社会活动能力、入社动机及责任感等方面的异质性比较明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合作社在整合资源、推进产业兴旺、促进乡风文明、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方面有很大的探索空间。目前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涉及合作社融资、社员的能力、合作社内部的股权结构与利益分配机制、产品营销等。对此，本文提出加强合作社内部金融系统的建立、引导合作社建立健全盈余分配机制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