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社会进步研讨会的意义，不在于参与者们给我们一个什么“良方”，他们各自的观点、方法、结论也并不相同。它的意义在于，把发展的问题重新提出来加以审视，从更开阔和更深邃的历史视野来探讨：我们究竟要什么？

环境—生态和发展的问题，常常被构造成二元对立和两难的困境：似乎要发展，就要破坏环境—生态；要保护环境—生态，就只能牺牲发展、忍受贫穷。这种发展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流行话语正在很多人那里内化成某种“常识”或“共识”，阻碍着人们对发展与环境—生态问题做任何严肃而富有积极意义的探讨。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而在于：所谓“发展”是在什么话语和模式下展开的？它的代价是什么？即使是按照“投入—产出”“成本—效益”来计算，也需要问一句：哪些东西（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等）没有被纳入计算？哪些人（妇女、老人等）没有获得机会或被排除在外了？贫富悬殊、地区差异、阶层—族群冲突等，究竟是通过“发展主义”设计的梯度推进或阶段进展就能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的“自然过程”或“技术过程”，还是包含了更深刻的结构性难题和认同性难题？这些难题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良性博弈”或总是按照“帕累托优化”去加以解决或缓解？如果说，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也包括生态的和伦理的，那么，还必须去仔细分析，这些风险是不是被人自己制度性地制造出来的

在中国现有的研究和相关的政策建议中，流动常常被看作是缓解乡村“剩余”人口/劳动者压力的一种方法，也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主要手段。换句话说，乡村被看作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它带来的更多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本文作者提出，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应该更多地考虑农村外出劳动者对于流出地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

1996～1997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无论是按照国际组织的“标准”还是从普通人的观察、体验中，至少可以说，中国的大城市都已超过了“小康水平”，现在又在纷纷争着看谁能“提前实现现代化”11408876，但是另一方面，农产品市场价格下跌了30%以上，农村连续出现几年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在绝大部分中西部产粮区，农村人口的务农收入已经连续几年持续下降，农民收不抵支，增产不增收。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我所谓的区域发展格局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二十年来社会科学的研究比较多的是在微观层面，不仅是社会学，也包括经济学和政治学，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都是甩开以前那些比较大的考虑（所谓“宏大叙事”）来具体讨论微观层面的问题，也都是将个人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将个人作为经济的主体、实体、社会的原子，研究他怎样在社会里面寻求可能、机会和自由，等等，所以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个人自由、理性选择，最多也就是社区自治。在微观层面（当然也可以在家庭层面），研究人们怎么安排自己的就业、生产、居住、消费，比如说，寻求农民个人如何实现非农化。经济学在研究企业的效率和管理的时候基本上是在微观层面。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学研究，也基本上是在微观层面，个人层面。问卷大都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来设计的，问的问题也是他们家庭成员作为个人怎么样……而且，即使在微观层面，现在的研究也还是嫌粗，很多还是皮毛的，或者是照猫画虎，比如也要弄点儿问卷，弄点儿统计，画点儿曲线，虽然多数还是很严肃的，愿意把问题弄清楚的比较多，然而真正能够给出比较好的阐释，有点儿新意或见解比较独到的，特别是能在理论学术层面拿出自己的解释性概念，甚至有自己的理论的极少，我们似乎还差得很远。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微观这个东西就不重要，以前这个视角我们确实是很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微观的研究还得跟进、加强、规范化、更细。所以，我讲区域格局并不是要完全甩开过去的努力，但是回顾二十几年来的这些努力，觉得需要回过头来讲一些区域问题和大一些的视角。

“各美其美”如果走到极端会有问题，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的都不行；但反过来说，“美人之美”走到极端也会有问题，那就丧失了最基本的自信，什么都是别人的好。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医疗服务水平和健康水平也应有所提高，从总体上说，不应出现收入的增长赶不上医疗方面支出的情况。进一步说，卫生与健康，关涉人民的福祉。改革也好，发展也好，都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增进人的幸福感受。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既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发展不能突破的底线。

生活方式这个话题其实是社会学很早就关注的。马克思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强调：人们是什么样的，与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与他们生产什么一致，也与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9世纪50年代他又进一步阐述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制约生产的辩证法。这个思路直到今天还是有效的，即人们首先要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但这几年来，我们反倒不太注意马克思的理论在社会学领域里的意义和在整个社会研究领域内的贡献了。

我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国外学习时才第一次接触性别研究，实际上，那个时候性别研究在欧洲也刚刚兴起不久，或者说刚刚变成一种比较热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我刚去的时候也不明白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课、阅读、讨论，大致弄明白了这个gender studies作为一种方法指的是什么。它不是说只要由女性学者来做的研究就一定是性别研究，更不是说只有由女性学者来做的研究才是性别研究，而是说我们看世界，要有一个gender的视角。gender一词，我觉得应该翻译成“（男女）社会性别”。换句话说：社会性别问题，并不一定要由女性来研究；而女性研究的，也不一定就具有社会性别的视角。另一个概念feminist也是这样。当然许多做性别研究的人是feminists，我们在中文里把它翻译成“女性主义者”，甚至一开始还把它译作“女权主义者”，但我80年代去欧洲学习的时候发现有些男性教授也自称是feminist，或者说是从feminist的角度去研究社会性别，也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去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也许feminist这个词翻译成“（男女）性别平等主义者”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