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受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阶段西河村的乡村工业急剧衰落，到了2015年，村里只剩下一家工厂还在开工。随着工厂的倒闭，部分工厂主和大部分工人离开村庄，到外面发展，村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而一个在外打拼多年、靠经营民间金融业务发家的年轻人回村竞选村主任成功，他以提供村庄公共品的方式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并通过政府的项目让村庄重新燃起自豪感。这标志着村民的理性选择代替了原来的乡土认同，村庄内的功利诉求增多，村庄共同体倾向功利化；但同时，在政府资源下派方式改变之后，国家与村庄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村庄共同体有再次整合的可能。

本文通过乡村工业化过程中的村庄公共利益、村庄社会秩序以及村庄文化规制的一步步演变，总结出村庄共同体的变迁脉络和机制、乡村工业化与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以及未竟的研究等内容。

本文介绍希望着眼于中西部地区的村庄共同体的整合，从乡村工业发展历程入手，讨论乡村工业与村庄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由乡村工业化带来的诸如村庄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村落文化的变化，来讨论村庄共同体的蜕变过程和机制；希望通过一个村落共同体在乡村工业兴衰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脉络和历史变迁来讲述村庄共同体日渐松散的原因，借以探析乡村社区再次整合与建设的可能性；试图对农村社会在工业化浪潮中的变迁类型做出些许补充，并对这一类型的变迁机制做出些许贡献。

本文研究西河村乡村工业发展的初始阶段，从老河村迁村、西河村建立开始的1961年，到分田承包改革之前的1977年。 这段时间的村庄所有制结构是集体经济，村庄公共品也由集体提供，村庄工业开始萌芽。这一阶段的事件包括迁村、 通电、械斗、立碑等，本章试图通过这些事件中人物的表现和事后解释，来分析这一阶段村庄中的社会关系、乡土伦理，以及共同体整合原则。

本文叙述从1978年开始，到村庄领导人聂范良彻底离开西河村的1992年结束。这一阶段的时间是西河村工业发展的早期和快速发展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主要事件是企业承包改革，企业承包改革带来了所有制的变化，村庄公共品提供也与前一时期有所不同。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的私有化带来了村庄社会秩序和文化规制的变化，通过对企业承包改革和这一时期村庄公共品供给，以及村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变化的分析，可以归纳出这一时期村庄共同体整合的原则。

本文叙述从西河村的1993年开始，到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村庄结束。这时，西河村的工业发展和村庄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西河村的乡村工业继续平稳缓慢的发展，企业的所有制彻底变为私有，村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阶段发生的主要事件包括承包费改革、修路、几次村庄选举等，通过对这些事件及其背后的人物行动的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一时期村庄社会秩序、村庄文化规制的变化。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低保），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作为一项兜底性制度安排，低保一方面直接减少了绝对贫困人口，防止轻度的暂时性贫困人口滑入重度的持久性贫困；另一方面，将因病、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从扶贫对象中分离出来，进行专门性、针对性的兜底扶助，直接减轻了扶贫开发工作负担。同时，使扶贫对象的特征更加趋向“同质化”，这一变化将更加有利于探索制定富有针对性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及相关政策。2015年6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提出，要因地制宜研究实施“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在这“四个一批”中，低保政策兜底是如期脱贫的保障底线，也就是说农村低保兜底担负着2020年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保障底线的任务，承担着重要的历史阶段性使命和责任。那么低保如何兜底？兜哪些人的底？兜底仅仅是被动的给付和补偿吗？现行的低保制度是否能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和责任？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迫切需要我们对当前的低保制度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