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衰退的泥潭，如今危机虽已过去10余年，但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依然乏力，难以摆脱不景气的困境。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多国采取控制社交距离措施，全球需求萎缩，投资规模锐减，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国际贸易面临不利的政策环境，贸易下降趋势不可避免。这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生产资本拉动的最强劲的全球化已经落潮，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下降，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美国“退群”、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事件似乎都印证了逆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伴随着逆全球化，各国保护主义呼声越来越强烈。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当保护主义盛行之时，贸易摩擦极易产生。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摩擦风险加大的国际局势，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从总体上来看，缺乏对该问题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的学说，而贸易摩擦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深入研究贸易摩擦的根源及生成机理，并结合我国实践经验提出应对贸易摩擦的中国智慧。本书构建了一个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运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阐述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是以国际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的。由于各国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同，国别价值存在差异，因此在按照国际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劳动生产率较高、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的国家会获得超额利润；劳动生产率较低、国别价值高于国际价值的国家就会亏损。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超额利润，在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不同的国际分工，由该分工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是不稳定的，当这一关系发生变动或存在潜在变动因素时，极易产生贸易摩擦。同时，本书分析了贸易摩擦产生的理论前提，并对引起贸易摩擦的其他相关因素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解释。在此基础上，本书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等几个方面对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了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解释和说明能力。鉴于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贸易摩擦成因具有特殊性，本书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分析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贸易摩擦的生成因素并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美国GDP增长率、中国技术进步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中美贸易摩擦数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进一步印证了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其应对之策也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入手，不断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通过夯实国家基础、化解国内过剩产能、扩大对外开放、畅通经济内循环系统、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等途径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