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后，根据地面临严重财政经济困难，为巩固社会秩序、保障部队供给，中共加强了粮食征收力度。此举遭到农民的普遍抵制和抗拒。为解决矛盾，中共在征收方式上先后诉诸村干部调查、群众监督、派遣工作团、民主评议和开群众大会等办法，有效抑制了征粮中实际出现的命令摊派、隐瞒包庇、徇私情和干部贪污等问题，假报可耻、拒交受罚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国家取得了控制和汲取农村资源的压倒性胜利。然而，这种公权力的扩张和社会矛盾的解决，并非一种常态化的现代方式，而是以农民丧失自主行为能力为代价的。这种国家与农民的不对等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沿用，成为新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框架和政治底色。事实证明，革命取得胜利后，极易陷入过去的窠臼。如何避免“黄宗羲定律”，走出历史的“三峡”，建立正常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目前学界有关抗日战争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仍存在国际化视角和外文资料使用的问题。为弥补以上不足，“国际化视野下中共抗战资料”课题组从海外搜集了大量战时海外文献。这些材料来自美国驻华使领馆、国务院、战略情报局、战争情报处、延安“美军观察组”、“中国战区总部”、白宫以及在华记者、教授、银行家、医生等美方人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机构和人员均为战时美国政府获取中国战场信息的直接来源，他们做出的分析、判断、评估亦最能体现美方的利益诉求和立场观点，并同美国政治、外交、军事政策形成关联，对美国决策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而使研究者可以透过这些文献，更清晰地了解和认识美国有关政策的决策过程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战略考虑。

自20世纪初合作化传入中国后，很快同各种社会思潮结合，转变为一场改造中国的社会运动。其中，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合作运动不论是规模还是效果都颇为引人注目，不仅改变了传统乡村落后的生产方式，保障了边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还提高了农村的集体化和组织化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中国手工业改造和农业合作社发展的若干经验方法。回顾目前国内有关抗战时期根据地合作社的研究，可以说在史料发布，尤其在学术观念的解放和更新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截至目前，学界的注意力仍集中于组织变迁、政策研究和制度经验等方面。这种“决策-结果”的全局性视角，注重乡村合作运动的整体性，固然值得肯定，但囿于政策层面的静态史书写，或缺少具体论证，或拘泥制度，缺少对合作社具体生产经营的论述，特别是有关各根据地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生产效能等方面，迄今还未见有专论。基于此，本文拟通过抗战时期晋西北边区一般合作社的视角，来探讨普通合作社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是如何发展和管理的，以及边区合作社在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