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后，根据地面临严重财政经济困难，为巩固社会秩序、保障部队供给，中共加强了粮食征收力度。此举遭到农民的普遍抵制和抗拒。为解决矛盾，中共在征收方式上先后诉诸村干部调查、群众监督、派遣工作团、民主评议和开群众大会等办法，有效抑制了征粮中实际出现的命令摊派、隐瞒包庇、徇私情和干部贪污等问题，假报可耻、拒交受罚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国家取得了控制和汲取农村资源的压倒性胜利。然而，这种公权力的扩张和社会矛盾的解决，并非一种常态化的现代方式，而是以农民丧失自主行为能力为代价的。这种国家与农民的不对等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沿用，成为新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框架和政治底色。事实证明，革命取得胜利后，极易陷入过去的窠臼。如何避免“黄宗羲定律”，走出历史的“三峡”，建立正常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