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运用一系列反腐措施强力反腐，逐步形成了多管齐下的系统反腐模式。本研究基于我国十八大后的反腐实践，详细阐述了系统反腐模式的三大构成要素：时间上的延展、空间上的周全和内容上的关联。这三大要素关系密切，互为支撑，其共同理念是对腐败的“零容忍”，最终目标是构建清明的政治生态。系统反腐模式运行过程中还存在法治化程度不足、“四风”隐蔽化、官员不作为和零容忍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等问题，亟待进一步从多视角综合施治。

民众参与反腐是政治参与的要求，是异体监督的需要，也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和提升反腐成效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众参与反腐经历了运动式的参与阶段（1949～1977年）、趋于规范的参与阶段（1978～1999年）和广泛深入的参与阶段（2000年至今）。民众参与反腐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四个方面：民众参与反腐逐步走向理性和高效；民众参与反腐的深度受到中央反腐模式的影响；民众与政府的角色区分与良性互动并存；民众参与反腐尚需进一步保障和规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批“老虎”即省部级及军级以上的高官落马。“老虎”的腐败行为具有如下特点：数量大，范围广，级别高，正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潜伏期长，官商勾结成为腐败的主要形式，涉案金额大，“圈子文化”盛行。“老虎”腐败对我国的政治生态造成的危害极大：异化政社风气，异化用人制度，异化人际关系，虚化党纪国法，异化市场规则。要重构我国政治生态，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保持高压反腐态势；第二，注重事前预防，扎紧制度的笼子；第三，培养高层领导干部的廉政领导力；第四，鼓励民众参与政治生态的重构。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的变迁过程可以划分为探索、发展、加速推进三个阶段，呈现出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注重制度的执行力、日趋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完善的制度建设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对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进行立法，重构现有制度并使其系统化，建立有效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实施机制以提高制度执行力，加大对利益冲突问题的处理力度。

目前，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权力制约与监督，但技术的反腐败功能也有被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夸大的倾向，必须清醒认识技术在反腐败中的应用。关于监督技术的判断标准、监督技术的经济可行性、监督技术的接受度、监督技术的生命周期、技术制约权力的保障等深层次关键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