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伟大发展实践， 这表现为两条历史线索的交汇， 第一条线索来自生产力层面，中国正从基本实现“小康”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第二条线索来自生产关系层面，中国正面临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演进的制度转变。

发展经济学并非发源于中国，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并没有将欠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分析。因此，构建以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第一项任务就是厘清学科的理论源泉。这个理论源泉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二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三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关欠发达经济体进行经济追赶的分析，四是中国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我们在本章梳理前三个部分内容，在第二章探讨中国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本章梳理中国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将分三个阶段回顾历史文献。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在这个时期，旧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救亡图存的色彩，研究焦点集中在中国应选择“农业立国”还是“工业立国”作为发展道路。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理论主要围绕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比例协调和计划统筹问题展开，其中特别又以《论十大关系》作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从1978年至今，在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多个视角出发，深入系统地探讨了中国这一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问题，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二元结构转变、对外开放战略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同时它们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其立论基础和实践要求的统一。任何理论体系都有其立论基础，这个立论基础决定了理论体系是不能轻易被经验证据驳斥的，经济学的立论基础是有关人的经济本性的假设。同时，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对实践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两者共同构成理论体系的核心。第三章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者的立论基础进行了比较，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经济人”和“社会人”两个层面上把握人的经济本性，进而将“能动的社会人”作为自身的立论基础，并把“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这个立论基础的实践诉求。

以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发展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宽广的历史视野，它不仅在横截面上关注欠发达经济体、中等收入经济体甚至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以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目光投向整个人类的社会经济形态演变。这种演变，非但不是罗斯托笔下的“起飞前—起飞—后工业化”的三阶段，也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论”。第四章试图通过分工演进的历史脉络，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提供“金钉子”，以分工阶段的划分解析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并对未来社会做出一些猜测性质的构想。同时，本章将重点探讨人类发展“物的依赖性”向“自由个性”转变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分析了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推动发展阶段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理解和把握经济新常态。

第五章探讨经济发展的统计测度问题。经济发展的统计测度，必须建立在正确的理论认识基础上。在早期，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等同的，因此，经济发展测度工作就被简化为对产量、价值、收入进行数量统计。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经济发展范畴覆盖的内容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体现在经济发展的统计测度中，不仅需要关注产量、价值和收入在量上的增长，还需要考虑到生态环境改善、公共服务优化、文化素质提升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从单纯的数量增长到可持续发展，再到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的统计测度方法一直伴随着经济发展目标的变化而不断更新。本章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对发展中经济体近2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统计测度，并对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距进行总体判断。第二，在比较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公平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等各种发展价值观取向的基础上，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探讨发展的目标导向问题，并由此设计测度发展水平的统计方法和指标体系。第三，应用该统计指标体系，对中国近年来的发展状况进行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

由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城市化进程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推动城市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经济任务之一。发展经济学最早的研究便发端于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探讨，早期的刘易斯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托达罗模型都是围绕城乡间人口流动展开分析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劳动力城乡流动模型，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少有的具备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从刘易斯模型开始，西方发展经济学就重视把农民的微观决策纳入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分析中，这是值得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借鉴和学习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人类历史上的农业生产方式分为小农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三种。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不易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小农生产方式并未像经典作家预言的那样，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基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本章提出，“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形态，改变了农业生产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不仅有助于解决农业企业化经营模式中的资本监督劳动问题，也有助于提高农业家庭经营模式中的规模经济效应，还可以通过产品创新和社会分工广化，弥补农业生产过程中难以实现流程专业化和纵向分工的缺陷。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方向是在技术上超越小农生产方式，同时在生产方式和土地所有制上有别于资本主义农业的新型生产方式。

区域是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区域上形成差异性布局，由此构成区域生产方式。区域生产方式选择问题，实质是发展中国家甄别、遴选区域主导产业并进行政策扶持的过程。本章首先阐述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起飞与扶持主导产业之间的关系，接下来在分工和专业化的双重视角下提出甄别和遴选区域主导产业的统计指标（灰色关联系数），最后以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为例，应用我国三次经济普查数据选择主导工业产业。

依据“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我国农地制度改革不能仅仅满足于适应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需要，而是要主动引领农业生产方式朝着社会主义方向演进，并由此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扫清了小农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技术障碍，由此形成资本主导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地使用权的两极分化，在我国农地所有权不完整流转的背景下，这种农地制度已呈现诸多弊端。本章提出，我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可以将明确和构建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作为切入点，以土地股份合作制为发展方向，着力改变目前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空置”状况。根据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应分类设计农地制度的三类具体形式，一是引导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大中型农地股份合作社，二是引导种田大户和家庭联合农场发展的中小型农地股份合作社，三是引导“农户+公司”模式发展的农地股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