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6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原浙江温州市平阳县委组织部部长董根顺，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靠收受贿赂，聚敛起170多万元的家财。他拥有商品房、店面房等5处房产，已支付款项为60万元，另有存折28万元，出借款70多万元。而他的月收入（工资）只有800元。在董根顺收受的贿赂中，明显的钱权交易就有15笔，金额达15.3万元。其中最大的一笔3万元，是原平阳县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杜有德送的。在1996年组织部对当时还是副局长的杜有德进行考察时，没有通过。1997年2月，他就给董根顺送去3万元，要求他在提升问题上多多关照。事隔不久，杜果然如愿以偿。平阳县委纪委副书记陈绍农说：“老百姓议论说，不跑不送，原地不动，这种风气给党的组织路线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温州市委副书记连正德指出：“组织部本身就是了解考察干部的，提拔干部大部分是尊重组织部意见的。组织部长如果建立各种不正常的关系，提拔上来的干部就不那么准确。”

对于新中国的公民来说，精神文明建设并不陌生。在过去，党和政府主要采用四种办法来提高人的道德觉悟。一是树立榜样，二是开会，三是办学习班，四是谈心。显而易见，这些都属于教育手段。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率先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的主张，1982年宪法设立了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条款（第19～24条）。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既把民主法制观念作为公民素质的组成部分，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又把厉行法治定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手段，从而使法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新思路、新举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