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消灭贫困，达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和为之奋斗的高尚目标。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一直关注人民群众的贫困问题，并将取得政权让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解决国家和人民贫困问题的一个根本途径，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反贫困斗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体制机制，解决了数以亿计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实现了几千年来的民族梦想，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实质性胜利，至2020年12月，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近1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场人类减贫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中，我们国家采取了许多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积累了一系列科学性、可推广的减贫经验，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特色的方案和智慧。这些方案和智慧到底是什么，虽然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但却鲜有从历史变迁与政策文本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斗争史，总结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经验和主要特征，不仅可以科学凝练中国减贫的智慧与经验，还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村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贫困及其伴生的饥饿、疾病、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难题，严重阻碍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以坚定不移、顽强不屈的信念和意志与贫困做斗争，先后历经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翻身解放、新中国建立时期的解决温饱、改革开放时期的基本小康、脱贫攻坚时期的全面小康四个战略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占世界人口近1/5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也是人类减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性质来看，精准扶贫的首要标准就是“识别精准”，即按照统一的标准，通过规范的方法和流程，对贫困群体的基本状况、致贫原因和帮扶需求进行精确瞄准的过程。但受识别指标单一、标准不统一，以及民主评议中的情感倾向、建档立卡中的造假行为、数据统计中的信息壁垒等因素的影响，识别不精准的情况时有发生。识别不精准也被称作“瞄准偏差”，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议题，粗略来讲，识别不精准包括“应保未保”的排斥性偏差和“不保却保”的内含性偏差。无论是哪种偏差，大数据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不可小觑。

教育扶贫理论起源于西方的反贫困理论，在研究反贫困的历史演进里，学者由研究单一的收入致贫转向多元分析，逐渐提出要从人的角度出发来消除贫困。人们消除贫困的最终目的绝不是赋予权利、增加收入和提高能力，而是通过这三种举措来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从根上消除贫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内源式扶贫”，注重贫困地区及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将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提出“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的理念。确实，贫困人口集聚区长期形成的贫困文化，不仅会让贫困户形成胆怯、懦弱的不良习性，还会影响其下一代的人生发展轨迹，这种贫困文化一日不消除，就无法阻断精神贫困所造成的贫困代际传递。而要根除这种贫困文化，教育的作用就极为重要。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具有“教育一人，影响一家，带动一村”的功效，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当然，教育扶贫有很多特点，如覆盖广、效果深、周期长、见效慢、投入大等，但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从五个层级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即教育可通过提升贫困学生的神经认知水平、心理认知水平、语言认知水平、思维认知水平和文化认知水平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与传统监察手段相比，大数据使民生监察主体、方法、时间、空间、工具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民生监察的透明度、参与度更高，针对性和动态性更强。正因如此，本文以T县民生监察大数据平台为例，系统剖析大数据驱动民生监察的独特价值、运行逻辑、现实困境及未来图景。分析发现，民生监察平台中的大数据对权力的监察更加精准，可以实现监察主体的多元化、监察过程的透明化。究其原因，民生监察大数据平台的运行有其独特的数据逻辑、“权力+权利”逻辑和技术逻辑，但也面临数据崇拜、数据伦理、数据壁垒等问题，会带来数字监察的形式主义、个人信息的二次使用和部门监管的纵强横弱，建议从实现人机契合、明确职责范围、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大数据监察平台等角度出发，解决监察中的数据崇拜、隐私保护、数据壁垒等问题。

就某种程度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对空间的改造利用以及对空间意义进行建构的历史。这一认识在曾经以“时间”作为主轴的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打破了历史学家沉湎于时间、忽视空间的研究模式，尽管这一“打破”在20世纪60年代才姗姗来迟。然而，让人欣喜的是，21世纪以数据技术为核心的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大大延伸了人类的空间概念。借助马克斯·H.布瓦索的划分，数据技术延伸的空间概念，可以从认知空间、文化空间与效用空间的角度来思考。如果将这些思考与生活空间、空间正义联系起来，大数据形成的网络空间及其对其他空间的改造与重塑就跃然纸上。将这一理念映射到易地扶贫搬迁领域，利用大数据手段来对搬迁社区进行空间重构，实现社区生活再生产，就成为应有之义。何谓易地扶贫搬迁？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在2015年11月联合出台了《“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明确要用5年的时间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1000余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扶贫搬迁，让全国人民一起步入全面小康。方案出台后，各省纷纷制定并落实“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计划，成效显著，截至2020年3月，已完成960万贫困人口的搬迁。72414315上千万人的动迁，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复杂浩大工程，关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深度变革，仅做到“搬得出”还远远不够，搬出后的“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才是根本。因此，在即将全面到来的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当务之急是构建针对移民的长效减贫机制。一般而言，长效减贫的路径有技术路径和制度路径，前者强调资源优化，后者看重顶层设计。由于技术能为顶层设计提供精准化的信息与精确化的服务，所以在资源短缺、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技术路径更为有效。大数据是新时代简单实用、常规有效的技术路径，用其来驱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不仅能提高治理的精准性与针对性，还能增强治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故文章拟从空间再造的角度，对大数据驱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有效治理进行系统分析。

自2013年我国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扶贫成效显著，但也面临贫困人口识别精准度不高、数据真实性不足、扶贫资金使用不透明、扶贫过程监管不力、扶贫资源匹配错位、扶贫考核不精准和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而区块链特有的不可篡改性（也可称防篡改性）、高安全性、可追溯性及去中心化特征，以及共识机制、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激励机制、时间戳等底层技术，对促进贫困治理流程再造，实现更精准的识别、更高效的帮扶、更透明的监管、更科学的评价、更公平的问责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恰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们即将进入区块链时代，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提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党中央、国务院的这种战略眼光告诉我们，如果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贫困治理，将大大提升治理的能力与成效，故本书下面将专门研究区块链技术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应用。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扶贫资源有效匹配存在的项目精准确立难、干部精确匹配难、物资精细追溯难等问题仍然会存在。而作为一种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性、透明性和可追溯性的分布式数据库，区块链为扶贫资源有效匹配提供了新途径。因此，本文从区块链角度出发，分析“区块链+扶贫资源匹配”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乡村振兴方面的功能优势和模型方法，并就存在的困境和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进行了阐释。

相较于传统扶贫监管与大数据扶贫监管，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性、可追溯性、共识机制以及分布式账本等特征，使扶贫监管主体、方法、时间、空间、工具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本文以贵阳市红云社区区块链扶贫监管平台为个案，对区块链扶贫监管的优势特点、风险大小、路径展望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发现，区块链技术可以让扶贫监管变得更加精准化、透明化与智能化，但可能存在弱化政府主权监管以及监管失灵等风险。为此，需要从建立主权区块链扶贫监管平台、建立区块链扶贫问责机制以及配套主权区块链监管法律制度三方面进行优化。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监管是区块链监管的迭代升级，也是挖掘和改善区块链潜在应用价值的未来方向。

根据新华社发布的会议公报，在2019年10月31日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说明，党中央高度重视贫困工作，提出了“解决相对贫困”这一审时度势的反贫困战略。要解决相对贫困，缩小城乡差距、完善社会支持体系、鼓励多元力量参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夯实基本公共服务等举措当然必不可少，但是，运用新技术手段来提高治理的效率，增强治理的效果，也十分重要。区块链，恰是能够担此使命的新兴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