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和动荡的国际局势等负面因素持续冲击之下，立足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党中央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部政治经济新条件新形势，在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趋势作出战略性前瞻判断的基础上，适时作出了构建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决策部署。“新发展格局”的主旨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改革创新为推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发展”与“安全”的有机统一及其动态平衡，聚焦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巩固脱贫成果并切实保障全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进展。值得关注的是，这与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向度高度一致。因此，在面临多重负面因素冲击和全球经济呈现颓势的大环境下，又恰逢“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以及探索相关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集群耦合路径，十分必要和紧要。这不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有助于补齐社会治理的短板，还可以为推进与锚定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公共政策走向框定维度，进而助推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本研究以探索新时代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集群耦合路径为研究旨向，依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提供对策建议的思维逻辑顺序，在凝练和适当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前提下，以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国内经济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塑为本课题研究的社会背景和逻辑起点，紧紧扭住社会风险防控和源头治理这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来展开相关研究。在寻求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契合点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和政策学等多学科理念与方法，具体而言，至少关涉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型社会政策、社会整合与国家治理理论、政治发展理论、公共政策分析、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和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等。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型社会政策和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是本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与基础。

在2020年5月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同年7月21日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和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逐步形成经济发展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和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党中央以全国党代会会议公报的形式又一次重申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在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在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之下，中国共产党这一重大决策部署的提出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前后，党中央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部署，其主旨是以改革创新为推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发展”与“安全”的有机统一及其动态平衡，聚焦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全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进展。非常值得关注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进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深层次内在契合度。二者内在契合度表现有三：一是从历史逻辑来看，二者历史方位重合逻辑起点相同；二是从理论逻辑来看，二者价值理念相通政治导向一致；三是从实践逻辑来看，二者政策框架彼此交叉实现机制相互衔接。因此，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单边主义双重负面冲击全球经济走势呈现颓势的大环境下，又恰逢“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跨入新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论证新发展格局与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契合度，是探索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集群耦合路径的现实基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议》中所提及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推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和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新环境新发展阶段而作出的兼具丰富内涵与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部署。既然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重大决策，那么，厘清新发展格局对经济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塑，既是探索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路径的题中之义，也是探索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集群耦合路径的基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基于国内外新形势新发展阶段而作出的兼具丰富内涵与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部署。既然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当今国际国内大势而作出的事关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走向和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那么，新发展格局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就已经是结构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我们将对此问题的思考移至现实逻辑视角，阐释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集群耦合的现实需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集群耦合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