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内涵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外，还包括经济包容性的提高，这将它与经济增长区别开来。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探索由来已久，研究范围从纯经济分析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变量的作用逐步扩展到政府作用、分配、制度等更广阔的领域。但这不是一个线性进化的过程，不同的理论流派之间也没有出现融合的趋势，分歧远远大于共识。这些理论可以分为四大流派，即现代增长理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平等主义理论。

政治发展指政治体系能力与包容性的提高，主要包括公民社会组织水平的提高和自主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政党吸纳与整合能力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政治制度的优化、公民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巩固等领域的变化。政治发展研究兴起于二战之后，早期受现代化理论影响较大，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民主化、世俗化、结构与功能的分化和专门化等，西方中心论色彩较为浓厚。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发生后，民主过渡与民主巩固问题又成为研究的焦点。因此，这里的评述集中于民主化相关理论，将其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替代品。

由于学科交叉融合不充分、缺乏深入的全球性比较历史分析等局限，发展理论进步遇到了瓶颈。首先，缺乏学科融合。学科分割严重妨碍了我们对发展问题的整体认识，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发展问题的探讨仍不够深入，政治学对经济思想的吸收也还不够充分，对发展的体系性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其次，缺乏全球视野。现有理论或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或源于落后国家的教训，或囿于赶超型国家的经历，没有把这三类国家的发展经验同时纳入比较视野，理论概括有顾此失彼之嫌。最后，缺乏辩证思维。经济和政治发展理论中都存在线性思维，把发展当成从落后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直线进步，忽略了发展的类型差异与周期性、可逆性。但是，以往研究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纯经济”“纯政治”视角都失之片面，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发展研究而言必不可少；权力分析应该是发展理论的基石，为剖析从阿西莫格鲁的实际政治权力到罗斯梅尔的权力均衡提供了一条合理的线索；罗德里克、墨菲等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基于土地平等的经济发展机制；布瓦等指出了土地平等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这与李普塞特等提出的政治发展机制可以建立联系。从这些成果出发，将权力分析与利益集团分析、土地平等问题紧密结合，就有望推动发展理论的创新。

对新理论的实证检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对权力集中度、土地平等与发展绩效的相关性进行测度，辅之以回归分析和散点图，以进行更为细致、直观的刻画。第二部分为案例分析，用来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以及发展的周期性。两部分具有互补关系。对权力结构与发展绩效之间关系进行量化验证的基本假设为：权力集中度与土地平等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土地平等与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权力集中度与发展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本书选取韩国、墨西哥、美国和委内瑞拉案例进行长期动态分析，与量化研究部分的相对静态分析形成互补。其中，韩国为权力平等型国家的成功发展案例。

在1980～2020年，墨西哥权力集中度指数均值为78，发展指数均值为29，是权力集中型国家的典型。该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制度都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主流发展理论无法解释其长期发展困境。另外，由于墨西哥进行过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与非洲/印度的二元模式有相似之处，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后者。阿尔韦托·迪亚斯-卡耶罗斯（Alberto Díaz-Cayeros）使用诺思的社会秩序理论对墨西哥案例进行分析，他认为20世纪40～80年代的墨西哥属于初级型有限准入秩序，而1990年之后则进入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这种削足适履型的理论完全不能解释墨西哥的现代发展史，因为20世纪40～80年代恰恰是“墨西哥奇迹”年代，在这个阶段墨西哥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的稳定增长。而在诺思等所称的更高级的成熟型阶段，墨西哥进入了经济、金融和政治的全面动荡期，国家治理能力全面下降，贩毒组织、军队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增加也使暴力滑向失控状态，墨西哥进入发展衰败阶段，而非“成熟阶段”。72282668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把墨西哥乃至拉美的问题归咎于民粹主义政策，他们认为民粹主义政客所执行的赤字财政、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等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萧条，阻碍了拉美国家的发展。72282669但是，对拉美发展史的深入检视倾向于否定这种观点。首先，拉美国家独立已逾200年，其间大部分时间并非处于民粹主义政客的统治之下，各种经济政策包括内向型、外向型、自由放任、国家干预、紧缩型、扩张型政策都曾经轮番上场，但都没有让拉美国家走上发展的正轨，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特定的民粹主义政策失之片面。其次，民粹主义政治往往出现于特定的历史场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只是将所有问题归咎于民粹主义，但没有深究民粹主义出现的根源，这种分析仍停留在浅层次上。亨廷顿将墨西哥的政治稳定归因于强大政党——革命制度党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包括总统六年任期且不得再次当选制度、党的职团主义制度等。但是，在这些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革命制度党却失去了执政地位，墨西哥也失去了政治稳定。这些政治制度观点不能解释墨西哥的稳定与不稳定。对墨西哥一个世纪以来权力结构变迁的考察可以解释它发展受挫的原因。

主流发展理论向来秉持路径依赖、良性循环等观念，认为发展不可逆转。诺思的社会秩序理论即认为，在开放准入秩序中，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开放准入能够提高效率、激励创新并相互支持。因此，这种秩序会进入良性循环，不会出现发展逆转现象。但是，身为发达国家、超级大国的美国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衰落的征兆，各种版本的美国衰落论也随之兴起。美国衰落了吗？如果有一些衰落的迹象，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衰落代表了发展逆转还是短期调整？主流发展理论无法解释这些问题，从权力结构角度进行的探究可以给出一个答案。

从1958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委内瑞拉在“蓬托菲霍体制”（Punto Fijo System）下实现了长期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与同时期其他拉美国家经济危机和军事政变频发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出现了“委内瑞拉例外论”。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委内瑞拉的发展态势逆转，逐步落入了发展陷阱，直至今日仍频频爆发危机。这种“停停走走”（stop and go）的发展路径其实也是拉美国家的通病。如何解释发展中国家反复出现的经济、政治震荡与长期发展困境，是学术界面临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