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自幼研习经书并顺利通过县试、府试。18岁时，因目睹了乡试考生的种种堕落无能之行，决定不再参加科举。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陈独秀以革命家的姿态积极投身革命，先后创建了“藏书楼”“青年会”“岳王会”等组织，并创办了《爱国新报》《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等报刊。1907年以后，陈独秀开始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文化运动”为手段，积极推动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新青年》的创刊从本质上说，是陈独秀革命运动的继续，即完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改造”。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则是发扬对“民主”与“科学”的主张。但是，由于受到启蒙思想内在逻辑的制约，陈独秀缺乏对中国现状的认识及理解，其自我意识的完结性，又从主体一侧封杀了他作为中国的思想家超越西欧近代启蒙思想局限的可能。虽然，陈独秀很快就“转向”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启蒙思想的逻辑下形成的自我构造仍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所要变革的对象，就是陈独秀所显示出来的这种意识构造。

作者对曹禺戏剧作品《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中的舞台指示进行了考察，指出舞台指示并不局限于道具准备，其内容还涉及状况说明、背景介绍以及各种暗喻与象征性描写。曹禺的戏剧不仅是用于演绎的剧本，更是为了“阅读”写作而成的。此外，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曹禺戏剧舞台指示的影响来源，并指出剧中的舞台指示与萧伯纳、奥尼尔等人的舞台指示之间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