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黑格尔类似，马克思也认为古代目的论观点比现代的演绎解释更崇高，因而历史作为人的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自然性”与“超自然性”、“事实维度”与“价值维度”、“理解性视角”与“超越性视角”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相统一的过程。也正因如此，作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全部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的《资本论》，也必然会展现出一种与自然史的科学规律完全兼容的历史目的论景观。如果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动机和目的不仅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更在于通过这种揭示去探索和寻找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那么，这一现实道路的归宿无疑就指向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也因此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与其科学的阐释相并行的信仰一面或目的论一面。对此，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哈维清楚地指出，汇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反思和探究的批判哲学以及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三条主要“概念线索”的《资本论》，其最终目的是：“将激进的政治研究，从他（马克思——笔者注）所认为的一种相当浅薄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转变为一种科学共产主义……简言之，这种新的科学方法，是基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的英国传统的审视，使用了批判哲学所具有的德国传统工具，他使用所有这些手段是为了给予法国乌托邦以内在动力，从而回答下列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该如何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以便更有效地铺就走向共产主义的大道？”当代另一位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劳洛则认为：“三大卷《资本论》可以当作关于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内部的辩证产生的理论来阅读。”可见，哈维和劳洛都将《资本论》与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指出《资本论》是探索“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该如何思考”等问题的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文本。如果综合以上两位著名学者的说法，还会发现，《资本论》对于作为历史最高目的的共产主义的展示，还包含至少两个方面的重要结论：首先，共产主义是“科学地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大卫·哈维）；其次，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内部辩证产生”的产物（詹姆斯·劳洛）。我认为，这两个结论已经基本概括了《资本论》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并暗示着《资本论》对共产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开显。但是，关于上述第一个结论的展开和阐释还需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进行，具体而言，首先需要对《资本论》语境中的共产主义观念进行一番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厘清资本主义批判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共产主义是科学地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一命题。而第二个结论则涉及对共产主义的本质性内涵的理解：既然真正的共产主义形成于资本主义的内部，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和自我反对的必然结果，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把共产主义解读为一种静止的、完满的、类似于历史终结的理想存在状态，而要将其理解为“一个否定性的过程”，亦即理解为“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并进一步把握为“人类解放逻辑的最现实的实现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会马克思所论述的科学共产主义的本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