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左派社团的建立和政治活动、思想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日益增多，《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两份刊物也越走越近。在各方面条件的作用下双方于1959年开始讨论合刊的方案，并最终在1960年合并成为《新左派评论》。然而这个过程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的顺理成章和你情我愿。关于这段历史，可参见〔英〕迈克尔·肯尼《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第29～41页。在此期间双方从个别事务、私人恩怨到整体立场等各个方面都暴露出许多的分歧与矛盾。其实正如许多研究者都曾指出的那样，虽然一同聚集在“新左派”这一政治光谱非常宽广的名称之下，但《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其实属于并不相同的思想传统与政治力量，而且双方甚至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也并不如之前以为的那样拥有共同的立场。迈克尔·肯尼认为，《新理性者》坚持从伦理与政治角度对官僚社会主义进行批判，而《大学与左派评论》更注重坚守一种折中主义风格，致力于更具时代特色的、目标更为宏伟的社会主义：前者关注的是利用英国本土的思想资源改造受到损害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则以一种国际化的眼光不断引入时代新风，“新左派”这个名称的引入就是这种态度的证明。参见〔英〕迈克尔·肯尼《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第26～27页。德沃金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与左派评论》的拥护者中很少有人热衷于《新理性者》团体努力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这使汤普森明确地感受到在当时的新左派内部存在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被抛弃的倾向。参见〔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第88页。这些严重的分歧在起初关于文化的唱和往来中被相对淡化，因为当话题始终集中在“道德”“人性”“希望”“艺术”等字眼上时，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们得以释放的激情和年轻人的想象力之间有足够的交流空间；然而随着意见交换的日益深入，许多差异也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回避，最终当话题涉及“阶级”和“革命”这些关键性的概念时，新左派内部的矛盾终于彻底爆发。虽然在文化的重要性方面双方的立场仍旧一致，但争论出现在如何解释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由此描绘下一步的政治方向上。这场争论的重头戏是汤普森于1961年分两部分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一篇长文，这篇文章是对威廉斯的新著《长期革命》的批评性回应，而它的标题也是“长期革命”。考虑到该文同时也包含汤普森对《文化与社会》的评论，因此它所引发的其实是新左派内部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的一次深刻辩论。两个《长期革命》的文本，加上《文化与社会》，构成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新左派运动当中一幅复杂而又影响深远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