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李培林院长，尊敬的郑杭生教授，尊敬的新当选的李强会长，尊敬的宋林飞教授和韩进书记，尊敬的各位会员、各位专家、老师、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要祝贺中国社会学会2014年年会如期举行，祝贺李强会长当选和新一届理事会集体当选。刚才，李培林院长、郑杭生教授、李强会长对这次年会的召开以及新一届年会学科建设，包括当前需要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思想方法，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很权威。相信在几位领导的指导下，年会一定能取得成功，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也会取得新的进步。我刚才听了以后，感觉跟中国社会学会年会相联系的一些数据与时下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相类似，那就是“大数据”。这次出席会议的代表超过了1500人，这是一个大数据；在学术年会期间总共有53个论坛，这也是一个“大数据”；第三个就是2014年恰好是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后的第36年，再加上这次学术会议在武汉举行，除了主会场放在百年老校武汉大学以外，还有一系列的分会场放在武汉地区其他高校，这是一种发散式的会议模式，正像李培林院长刚才说的这是一种年会举办方式的创新，而且是第一次在大学里召开这种会议，我觉得很有意义。中国社会学会的成长和进步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是人口规模超过13亿的超大型国家，本身就是社会学发展繁盛的最好样本。这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体现了学会对武汉社会科学界、社会学界的看重。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应该推动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事业的发展，并以此带动湖北、带动武汉社会科学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
在我印象当中，最近说得比较多的有两句话，一句话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战略机遇期”，第二句是“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我们经常关注的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我们要在看到社会矛盾凸显这个基本事实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社会的确实实在在发生了历史性的进步，这些进步不能因为社会矛盾的凸显而被遮蔽。首先是在社会进步的过程当中，城乡阻隔基本上消除，社会大众的主体意识增强，人们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有通过自身劳动获取收益的权益，这个进步使社会充满活力，使社会成员具有积极性、创造性，而且在社会矛盾凸显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我们前进当中的问题，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并在发展过程当中下决心解决。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我觉得这很有意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中间提到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乡村治理等一系列治理，这当中的一些提法，比如说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社区居民自治、法治思维，具有新意，这给我们进一步研究社会学特别是围绕社会发展进步、着力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学理支撑，我觉得这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和条件。
全面深化改革要寻求社会动力的时候，总书记讲了一句话，叫作“最大公约数”，特别是新一轮全面改革要触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寻求社会动力，那就必须形成或寻找最大公约数，这是一个概念。同时，在说社会稳定、社会有序的时候，总书记也说了一句话，那就是“底线思维”。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们的社会保障在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只能是低水平、广覆盖。在说到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过去经常用阶级分析方法，也有的不用阶级分析，更不用阶层分析方法。面对社会现实，我们要更多地注意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群体受社会思潮、社会舆论的影响不一样，他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困难的几率不一样，他们看问题的视角也有差异，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与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沟通，要消除社会群体之间的隔膜。比如，农民工这个群体考虑的问题与私营经济业主考虑的问题不一样，留守妇女与城市职工考虑的问题肯定不一样，党政干部考虑的问题和企业的蓝领们的不一样，青年人考虑的问题与老年人的也不一样，这促使我们要关注不同群体，更多地去打破群体之间的隔膜，与不同群体进行沟通，然后真正实现社会有序。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经过改革开放，社会活力应该是进一步增强了。我们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并且这个社会需要伦理秩序来凝聚力量，传统的人民纽带可能会受到市场经济影响。在这个开放的社会当中，对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伦理秩序来维系这个人口超多的社会，进一步集聚社会正能量，形成最大公约数，推动全面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再一次祝贺中国社会学会年会的顺利召开，祝贺新当选的新一届学会领导班子，我们寄望于社会学界有更多的成果，湖北也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也希望在座的专家多关注湖北、研究湖北，为湖北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