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在给友人杨鹏升夫人和平女士写的一首七绝诗中写了这一句，充分反映了他对1927年武汉大革命时期的深刻反省和所受委屈的愤慨，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窝囊的时期。这主要是因为他虽为中共总书记，却受到多重包围和挤压，既不能做主，又不能有所作为，最后还要代人受过，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