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8年2月，陈独秀即有离汉之意。当时陈钟凡曾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拒绝，说“抚五（即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引者）与我至好，我所学亦无以教人”。《陈独秀致陈钟凡的信》，转引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手稿。做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文字学上又有很深的造诣，怎么能说“无以教人”，说得谦虚，实际上有难言之隐：一是过去离开北京大学时所受到的同行们泼给他的耻辱，使他挥之不去。大学是知识分子集中之处，又是左中右杂处之地，中国式的“文人相轻”，像他这样政治上多次大失败的知名人物，若到大学去，不知会有多少人造出多少谣来，使他蒙羞不堪。尤其是“日本间谍”事件前，“托派即汉奸”的舆论，已经广泛流传。他虽然一再声明“不再隶属于任何党派”，但是，他的历史是抹杀不了的。在国共两党及其他各政治集团都在抹黑托派的情势下，他在大学里是很难待得下去的。二是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于搞政党政治和革命运动，当领袖，受人敬仰，怎么能适应去当一个教书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