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为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数字帝国主义提供了契机。综观历史上历次科技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催生出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和变革者，而这一领导者和变革者往往是掌握新技术、新科技的主导者。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这一规律制约。二战以来，美国抓住了以计算机、新材料等的发明与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契机，实施技术垄断，打造强大的技术垄断体系，试图把广大发展中国家控制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数字科技的发展，美国等西方大国仍试图掌握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导权，以此实施数字霸权，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数字帝国集团。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开始实施数字帝国主义，通过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不断积累，其在互联网方面具有绝对控制权，“互联网自诞生之日起就由美国牢牢掌控，目前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有13台，其中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12台辅根服务器中有9台在美国。所有根服务器均由美国政府授权的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统一管理，负责全球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地址等的管理”《美国要打什么牌？》，《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1月27日。。这一优势为美国等极个别西方大国实施数字帝国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这一优势，不断攫取物质财富，侵犯他国网络空间主权。随着以计算机、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科技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数字科技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逻辑的结合，使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垄断的形式更加隐蔽化、剥削的程度更加严重化、不平等性更加凸显，加速了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资本的积累，导致南北国家发展差距日益扩大，数字鸿沟凸显。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数字帝国主义等新帝国主义造成的这些问题，我们应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深入批判，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根本要求和现实回应。当前西方左翼学者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对西方数字帝国主义等新帝国主义进行了批判，如佩里·安德森认为，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已经有越出他们前辈的哲学界线而转向更多地关心经济和政治理论的趋向”。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人民出版社，1981，第129页。西方左翼学者对数字帝国主义等新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我们深入批判西方数字帝国主义有一定借鉴作用。因此，我们要做好对西方数字帝国主义的深入批判，揭示西方数字帝国主义的主要表现和造成的后果，如揭示西方数字帝国主义打着数字生产自由的幌子实施数字生产的全球垄断、揭示西方数字帝国主义借助数字的私有化逻辑实施全球数字资源的掠夺等问题，同时还应加快发展中国家数字技术、数字科技等的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如何促进数字技术、数字科技等新经济新业态惠及整个人类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为回应和解决这些问题贡献了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倡议这一方案，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4月27日。鉴于此，“一带一路”国家应加强合作，加快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以应对西方数字帝国主义，这有利于实现南北国家共享数字科技、数字技术等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成果，实现南北国家共同发展繁荣。但是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为何能够有效应对西方数字帝国主义呢？我们有必要深入揭示其历史、理论与实践等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