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中国话语的生成与对西方“后理论”话语的译介和阐释密切相关，但其中国化程度最终取决于这一话语形态回应中国文学现实与文论问题的有效性。这一生成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世纪之交，侧重对西方“反理论”“抵制理论”“理论之死”等思想的译介与阐释。第二阶段以21世纪第一个十年对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与塞尔登等编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的接受为中心。前两个阶段偏重对西方话语的译介与阐释，对中国文学现实与文论问题回应不足。第三阶段聚焦米勒、伊格尔顿、卡勒等文论家的思想转向问题，并将其与本土对文化研究的批判与反思深度关联。这一阶段是“后理论”中国话语渐成体系与成熟的时期。通过对米勒等文论家思想转向的再解读，学界重估“后理论”话语，回溯性地将“文化诗学”、“兴辞诗学”、新形式主义等理论形态纳入“后理论”中国话语体系。因缺失西方式“理论”之维，以问题为中心的“后理论”中国话语具有经验性的潜理论体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