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关于人的理论不管涉及多少问题，都免不了要回答这样三个问题：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实际是什么样子的？人如何从实际所是的样子变为应该所是的样子？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的理论总是内在地蕴涵着价值关切，或者说这种理论的目的就在于要成为它所揭示的这种转变的中介。不同的理论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方式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但不管怎样，对人应该之所是（也可称为应然性状态）的回答是最关键的，因为该回答既是选择观察人实际之所是（也可称为实然性状态）的视角的依据，更是评价人实际之所是的价值尺度。这就是说，对人应该之所是的回答在逻辑上优先于对人实际之所是的回答。不仅如此，每一种人论对人应该之所是的回答在时间上也要优先于对人实际之所是的回答。这样讲的理由是：如果理论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某种关于人的应然性状态的理想，或者说不是一开始就有了某种新颖的人的价值形象，那么，他拿什么去判断人的实然性状态成问题呢？因此，不管每一种人论在理论建构中如何技术地处理它对人的应然性状态的表述，有关的观点较之其对人的实然性状态的看法来说总具有逻辑和价值上的双重优先性。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