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配问题越来越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邓小平晚年就十分关注分配问题。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56～1357页。他还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余，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64页。接着他提出，随着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