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意味着革命、进步，我们反对的是“左”，而不是左。必须正确地确定判断“左”和右的标准：超越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和政策，就是“左”倾；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和政策，就是右倾。开展反倾向斗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要正确理解“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不能把它泛化。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干扰，当前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斗争的焦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同时，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这一科学论述为研究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捍卫者，不能说他是实用主义者。必须正确认识姓“社”姓“资”问题，不能笼统说邓小平不问姓“社”姓“资”。必须正确理解“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不能说邓小平不重视改革的方向问题。必须正确理解“不争论”的含义，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是强调要分清是非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摆脱所有制束缚”是做不到的。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艰苦探索的成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含义，坚持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宪法规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又符合我国具体国情。我们必须坚决捍卫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

颜色革命是通过和平的街头政治方式颠覆政权的一种政变。颜色革命是有规律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基础，组织有头面人物带领的反对派是关键，突发事件是可以利用的时机，目标是建立亲美政权。颜色革命背后都是美国操纵的，每一场颜色革命都是美国谋取世界霸权的战略棋局中的一枚棋子。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我国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必须采取措施预防颜色革命。预防颜色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外，必须注意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加强组织建设，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必须理直气壮地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批判新自由主义把国有企业妖魔化的各种言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要求。国有企业改革应该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鼓励、支持和引导的能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批判新自由主义关于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把经营权交给企业，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私有化。

有文章提出，“十月革命道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践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就是一直走在“行不通的”道路上，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否定十月革命道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它同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十月革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俄国的实现，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必须科学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苏联解体正是背弃十月革命道路所导致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发生剧变，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的最大的挫折。由此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跌入了低潮。1994年中央决定成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跟踪研究，并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和前景。中心成立20年来，依靠广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人员，很好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中心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赢得了各方面的赞誉。“革命理想高于天”。回顾中心20年来的工作，我们正是依靠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开展工作的。信念是从哪儿来的呢？第一，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认识；第二，来源于对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评价；第三，来源于对苏东剧变的原因的科学分析；第四，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性的清醒估计。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犹如海啸一般席卷全球，震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房地产信贷危机发展到一般的信用危机，从投资银行破产蔓延到商业银行的破产，从虚拟经济危机扩展到实体经济危机，从美国迅速地影响到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牵连。有人惊呼，这是继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全世界议论纷纷。笔者认为，在我国政治理论研究和教学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最近，关于“普世价值”的说法十分盛行。有人提出，民主、自由、人权、正义、平等、博爱等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普世价值”，必须实行，中国不应强调特殊而自外于这些“普世价值”。在这些“普世价值”面前，没必要区分姓“资”姓“社”。有人甚至喊出“解放思想就要确立‘普世价值’”的口号，主张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方面的理论创新，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跟国际上的民主、宪政等主流观念接轨。还有人把我们伟大的抗震救灾的精神与行动，解读成中国“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有人断言：人类的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的现代化。他们主张，中国在21世纪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认同这些“普世价值”，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他们甚至说，“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的取得，就是由于实现了这些“普世价值”，使得这些“普世价值”成为我们文明的核心价值，从而融入了“世界主流”。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这里有几个问题：从理论上讲，有没有“普世价值”，即有没有某种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从实践上讲，这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实现这些价值意味着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方向是什么？改革开放是不是按照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发展的？这些问题，事关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道路，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原则问题，必须分辨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