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发生之后，北京政府、革命党以及社会各界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十一条”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记忆”保存价值。北京政府保存此国耻记忆，既有“免责”之虑，也有捍卫其统治合法性的功利性诉求。革命党则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用来证明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以便进行革命动员。一般新闻出版界则借此刺激民族主义消费，寻求国货消费的合法性。在五四运动期间，“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向“卖国贼”国耻记忆演变。由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凸显的民族危机与国内激烈的派系竞争纠缠在一起。在此语境下，国耻记忆扮演着对普通民众进行“救亡启蒙”的社会角色。在这一国耻记忆形成与演变的背后，蕴含着时人关于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即加强民族内部团结，才是自我拯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