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梳理、评价周秦两汉儒学的流变是为民国学界超越经学今古文之争、重建中国文化的题中要义，儒道抉择与孟荀分野、今文学方士化与改制学说则成为各家判定秦汉新儒学“变质”抑或“发展”的关键。胡适认为秦汉新儒家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逐步宗教化，郭沫若视之为完全变质；钱穆着眼于宇宙论与人生论，认定秦汉新儒家融会儒、道，再整合诸子百家，批评董仲舒改制学说误入歧途；顾颉刚认为董仲舒沿袭阴阳家系统理论提倡公羊改制，旨在光耀汉家成功；蒙文通阐发秦汉新儒学，以孟子性善阐明内圣，以革命弘扬外王，以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支撑今文学“革命”思想。在民国学界复杂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各方学人阐释“秦汉新儒学”的分合，进一步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当可展现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或能在现代知识与学科体系中建构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以资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