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市场和国家的双重作用下，乡土社会在瓦解，建立在乡土社会基础上的村民自治遭遇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为了适应已经变化的村庄结构，村级组织的功能出现扭曲现象，政府、农民和市场的缺位，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本文指出，在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国家、市场和农民之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需要同时加强，完善政府在村庄层面的服务机制、提高村民参与能力和建立多元化的市场关系，将有利于村庄聚集资源，实现振兴。

从20世纪80年代起，宁夏回族自治区就开始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工作，到2015年底，共有约116万生活在南部山区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其中大部分人口搬迁到北部黄河灌区和中部干旱带的引黄灌区，少量人口在南部山区县内迁移。在“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中，宁夏仅涉及8万人的劳务移民。可以说作为一项历史任务，宁夏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基本完成。因此宁夏易地搬迁的经验对全国的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易地搬迁，移民得到了更好的公共服务，收入增加，就业结构多元化，而且无论是移出区还是移入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是搬迁并不意味着脱贫，新的移民区仍然是贫困高发地区，且随着搬迁，出现了一些新的致贫因素，对精准扶贫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结合在宁夏中部和北部的实地调查，分析移民区所面临的反贫困治理问题，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思路。

如果在未来五年可以使驻村帮扶工作队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简简单单成为一个外来者、政治工作动员队，不是仅仅只做对口帮扶，驻村工作者需要完成从外来到驻村的变化，触动村庄的深层权力结构，并增强村庄可持续人力资源，这可能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挑战。

党建扶贫在贵州的扶贫经验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贵州贫困面较大，脱贫任务重，且可支配财力有限，要完成精准扶贫的目标就需要高效率地发挥扶贫资源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党的建设，发挥各级党政组织的作用，动员全体党员干部投身于扶贫事业中。事实证明，党建扶贫不仅动员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投入扶贫事业中，而且完善了反贫困的治理结构，是打通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措施。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采取联村联户的帮扶措施，强化各级党政机关的扶贫责任，不仅加快了贵州的扶贫事业，也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建与扶贫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