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和深度案例分析，提出“政府统合的多元竞争”这一分析理论，结合安徽省高沟镇在产业发展历程中出现的节点性事件和经济规律，以示范性社会资本、产业比拼和嵌入性政企关系为自变量，分析高沟镇产业发展奇迹产生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这三个自变量所对应的“政府-社会-市场”维度下的政府干预机制，归纳出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工业发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行政能力。

从LD村延伸讨论到西部三省十县的33个行政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展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建档户脱贫的带动作用，分析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出现困局的原因。回顾LD村近几年乡村经济发展情况，对这种发展带来的收入结构变化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生产性扶贫和社会性扶贫在LD村经济发展中贡献的力量，总结出“弱村集体经济+建档户”发展现状存在的原因及其对今后发展道路的深刻影响。分析基层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管理的特点及利弊，探讨基层发展需求与上级政府财政资源匹配的机制。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困局时期，使基层政府、村组织和社会三种力量实现发展的合力，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公共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衔接期，为巩固和提升脱贫攻坚的效果，对二者的有机衔接进行探索，并提出政策建议。

作为一种重要的基层治理方式，项目进村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项目进村后确保产业项目的规范化管理和良好运营是完善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不得不面对的挑战。本文建立起一个“控制—激励—谈判”的分析框架，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析。为防范项目进村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出现风险，应当尽量减少基层政府在进村产业项目中的控制权，明确基层政府与村一级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上的权力边界。从项目进村到农村集体与到农户的案例比较中，深入研究基层政府干预对产业发展产生的复杂影响，从中寻找适合产业良好运营与良性发展的治理之道。

新时期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已由绝对意义上的温饱性贫困演化为以相对的资产和福利剥夺为主要特点的贫困，贫困的增量和存量并存并动态变化，致贫因素也更复杂。贫困治理面临的社会、经济及生态条件以及基层治理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需要对贫困进行包括社会保障兜底、资产补助性转移与增值、自然资产价值化、收入多元化以及扶贫方式改善等综合治理。目前正在实施的精准扶贫为形塑新型地方政府、创新扶贫工作机制提供了契机。

本文的核心不在于对有关贫困成因的文献进行全面综述和评价，而是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扶贫工作经验形成一种相对深刻且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解释框架和理解文本。中国扶贫要为世界减贫贡献智慧和方案，就需深刻理解自身已有的扶贫经验与智慧。本文将基于对中国扶贫历史的分析与讨论，尝试进行归纳和总结。

本文主要从减贫的角度对中国发展经验做一个简要的讨论。

本文以陕南秦巴山区Y乡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为例，从政策过程与政策风险的视角出发，对资源逆转背景之下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所产生的风险及其背后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反哺型治理”这一学术概念，并对当下资源输入型农村公共政策的执行逻辑和后果进行探讨，期望为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代表的农村公共政策的执行与优化提供一些启示。

产业扶贫的本质是“能力扶贫”，本文通过对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A贫困县产业扶贫的经验考察，分析深度贫困地区实施产业扶贫面临哪些实践困境，并运用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分析，进而提出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可行路径及政策建议，以期使此项政策能够得到更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