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述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小小路边村寨，因为修建道路给村民们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展和文化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道路现代化的推进，是边疆人民走向新时代、走上新道路的过程。

本文通过对各历史时期的普洱府行政沿革、主要经济物产茶与盐的贸易、茶马古道的发展等方面的追溯，呈现马帮驿站那柯里兴起的历史背景，以及马帮驿站时代那柯里的发展情况。

本文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云南昆洛国防公路的修筑对那柯里的影响。昆洛国防公路，其名称就具有极强的国家隐喻意义，国防公路修建的目的在于维护边疆安全和加强边疆治理。昆洛公路的建成结束了那柯里的马帮驿站时代，村民们进入了集体经济时代。现代公路在乡村社会生活中若即若离，但是公路作为国家的象征，早已植入了村民的社会生活之中，边疆村落的国家化在国家道路的建设与利用中得以实现。

本文探讨了改革开放之后老213国道和新213国道磨思公路段修建以来，那柯里村民利用路边村寨的区位优势，发展汽车旅馆和微型车客运的情况。从首先开张的“黑猫旅社”，到村民利用金融杠杆扩大经营等个体经济实践，体现了那柯里村民“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能够瞄准市场需求发展经济的眼光。观念的先进性和眼界的开阔性，都与他们作为路边村寨的村民不无关联，他们有更早接收到经济信息的优势，有更早受到外部思想观念影响的条件，道路给村民带来的开放性让他们赚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

本文介绍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国家力量的进一步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道路的高速化和国际化通过昆曼公路的建成得以实现。但昆曼公路的封闭性和直达性却让那柯里村民失去了路边村寨的区位优势。地方政府利用地震灾后重建的机会，对那柯里村寨经济进行了重新定位并引导其转向，以“茶马驿站那柯里”为文化符号开发村寨旅游经济并获得了成功，地方政府巧妙地将无形的文化之路与有形的高速公路结合起来，使村寨经济实现了转型。

本文分析了地方政府在那柯里从路边经济向村寨旅游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柯里发展旅游经济是与宁洱地震灾后重建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进行的项目规划与设计，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政府色彩。在那柯里的旅游开发中，诸如规划设计、资金投入、景观改造、旅游经济启动等无一不是政府强有力推动的结果。这表明，在市场发育不完善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若运行得科学合理，对快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有积极效果。

本文分析了道路对那柯里村落自然景观与社会空间变化的影响。在马帮道路时期，道路嵌入村落之中，木桥是村落的核心景观。 在昆洛公路时期，国防公路从村寨不远处穿过，社会主义制度引领村民走向新生活，代表政府的供销社扮演了核心景观角色，守望相助成为困难时期村民的生活希望。在磨思公路时期，路边经济的发展使村里的小卖部成为村落核心景观，村民的社会空间随着经济利益的变化发生改变。在茶马驿站那柯里时期，村落生态空间发生重大变化，村落的社会空间却难以安置，村民之间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在逐渐淡化的同时，与外部社会的业缘关系则日益强化。

本文考察了道路对那柯里村民通婚圈的影响。在马帮道路时期，马帮路通过影响村民生计间接影响当地婚姻关系缔结，但并未脱离熟人社会通婚圈。在昆洛公路时期，筑路和搭便车使那柯里村通婚圈发生改变，呈现与道路走向一致的线状扩展模式。在磨思公路时期，与道路毗邻的区位优势对那柯里村民婚姻关系缔结的影响显而易见，呈现以村寨为中心向外同心圆圈层扩大的特点。 在昆曼高速公路时期，受网络的影响和村寨旅游开发文化之路等多方面影响，村民婚姻选择也呈现离散性特征。道路在婚姻关系缔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于它能够快速地将种种社会变革性因素，通过路的传递输入道路通达之地，从而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那柯里村民的通婚圈变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出道路在村民婚姻关系缔结中的“嵌入”。

本文从几个侧面考察了道路对那柯里村民深层文化变迁的影响。道路改变的不仅是村寨景观、村民生计、村民通婚圈，还有村民的日常生活。无论是那柯里村的年轻大学生的追求变化，还是村民对外地精英从对抗转向友好，抑或在村民日常和非日常生活中的民族文化特色消隐，这一切都表明，对村民而言，道路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它作为一种商流、物流、信息流的载体，给村民带来了很多新的、异质的东西，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村民的思想观念，进而改变着他们的社会生活。这就是道路给路边村寨带来的变化：现代性的植入。

本文总结因为道路的改变给边疆少数民族村落带来了的影响是多面向的，来自外部的观念、思想、价值、信仰等异质于村落传统文化的因素，通过道路传输，如同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地浸入道路边上的聚落、节点之中，引起这些聚落和节点的社会文化变迁。另一方面道路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输的通道，不可或缺。以国家力量来提供道路供给既是国家的职责，也是国家治理的方式。在边疆地区进行道路建设就成为国家治理边疆最为重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