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思路遵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路径。首先，以现实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为理论起点，以生态危机的原因为分析切入点，找准生态危机的实质和现代工业文化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走出生态危机的新思维，克服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并以现代工业文明的内涵和文化构成为参照，提出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和文化构成，最终试图建构一种生态文明的整体思路；其次，在理论建构的同时，一直以现实需要为旨归，并且最后要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最终又从理论回归实践。

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当代，已经创造了古代社会难以想象的辉煌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只有现代社会才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在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现代社会如同置身朝向四方急驰狂奔的不可驾驭的力量之中，而不像处于一辆被小心翼翼控制并熟练驾驶的小车之中。这种不可驾驭的制度性力量，必然将现代社会带入被制造出来的大量新型风险之中，包括生态破坏和灾难、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极权的增长、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等，这些风险也是相互联系的。虽然这些风险实际发生的可能性比前现代风险要小得多，但一旦发生，后果更加严重，令人生畏。事实上，许多风险已经暴露出来。比如，在生态破坏和灾难方面，核辐射和核污染，臭氧层破坏，森林面积减少，土地退化与荒漠化、石漠化，粮食危机，淡水危机，能源危机，气候暖化，物种灭绝加速等等，每一个都有所表现，每一个都关乎人类的继续生存和发展。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世界性难题，它也被视为人类继贫穷、战争等危机之后的新挑战。简而言之，环境危机是指人类的生存环境不能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甚至不再适合人类生存的危机。环境危机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比如，空气污染、水污染、核污染、生化污染等污染，以及耕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淡水资源、煤和石油等能源的枯竭，都威胁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生存。生态危机是指地球生态系统的循环、平衡、稳定被打破，进而走向崩溃毁灭。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和信息交流被严重打破，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生态反常现象（或生态灾难）。比如，气候暖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飓风暴雨增加、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危机，物种灭绝加速带来的生态失衡和崩溃等危机，就是影响全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繁荣稳定的生态危机。由定义可以看出，“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从根本上看，环境危机与生态危机是一体的，它们具有共同的生态原因，即都是由于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和信息交流被严重打破造成的。只不过环境危机是从人的角度观之，表现在与人比较接近的环境上；而生态危机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之，表现在与人相对疏远的大的生态系统上。著名生态学家康芒纳（Barry Commoner）指出，“环境污染常常是一个讯号，即一个生态系统的联系被切断了，或者是这个生态系统已经被人为地简化了，并且因此而变得难以承受压力和抵御最终的崩溃”。“环境危机是一个标志，生态圈现在已经被那样严重地损伤了，以至于它的持续稳定也受到了威胁。”另外，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也是不同的。环境危机是就一定环境而言的，比较容易发生，也比较容易为人们所认识；而生态危机是就不同层级的生态系统而言的。生态系统都是变化的，总是发生着生态学上的摆动或循环，又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只有当“整个系统在这种摆动中的幅度超出于平衡点，以致这个系统不能再恢复它的正常水准时，整个系统就将崩溃”，生态危机才得以发生。因此，相比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的影响更深远，后果更严重，也更难以为人们所认知。另外，“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这种不同的提法，也体现了人们不同的立场。“环境”乃“环人之境”，指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活的直接物质条件，既不包含人，也不是自然界的全部，更不能凸显自然界的系统性。“环境危机”是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人类中心视角，体现的是浅生态学的“环境意识”，并不能完整概括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而“生态”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它既指生态系统，也包括人这种生态系统当中最活跃的因子。“生态危机”是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整体主义视角，体现的是深生态学的“生态意识”，从整体来分析当今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也追求生态环境问题的整体性解决，而不是就环境谈环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从全面认识生态环境问题的角度，我们更倾向于“生态危机”这一概念，主张用生态意识超越环境意识。为克服生态危机，首先必须弄清楚生态危机的特征和本质。既然“生态危机”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危机，那么，关于生态危机特征和本质的研究，必须以生态学基本理论为基础，以系统论的科学方法论作指导。

就如前文所指出的，生态危机是现代工业文明反自然扩张的必然结果。但现代工业文明的这种反自然扩张，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愿，也不仅仅是由于西方文化主张“支配大自然”、大自然的存在就是要服务于人类并成为人类的奴仆这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缺陷，实际上，现代工业文明的反自然扩张是服从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内在逻辑而自然展开的。本章将总结现代工业文明所遵循的四条内在逻辑，即二元对立逻辑、同一化逻辑、“进步”逻辑和最大化逻辑，并分析这些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

随着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人们对生态危机的认识不断深入，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必须实现根本性转变，超越现代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实现文明创新。但是，要建设并实现生态文明，必须重视具体的现实条件，必须处理好一些现实而复杂的关系，如人们常提到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认为，以下四种关系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处理好的，即环境保护与生态改善、工业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利益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当代利益与后代利益之间的关系。本书认为，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需要改变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必须运用辩证法，从片面走向全面，从简单对立走向相互协调。

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还很不成熟，甚至还处在构想阶段，因此，不同的人对生态文明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也有不同的设想。在此，基于前文对文明的分析，以及从文明与自然关系角度对文明史的看法，本书提出一种关于生态文明的新观点，并从现实角度入手，基于三重价值理论，提出一种建构生态文明的整体性思路。

基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透彻分析和理解，不难发现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可能选择，就是重新理解自然的本性、人的需要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全面认识自然生态系统多重价值（如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精神价值）的基础上，在全面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同时，满足人们对生态安全而美好、物质丰裕而有文化品位、精神发展而丰富等多方面需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就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思路和最高纲领，是一种崭新的生态哲学和社会主义人学理论，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发展观，是生态文明社会的意识形态。

总结整本书的分析、论证，可以得出一些具有一定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可以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从本书的研究框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本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硕的，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颇具系统性和创新性，研究方法颇具综合性，研究成果颇具创新性和实用性。当然，由于笔者研究时间、研究能力有限，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今后进一步弥补和加强。

本文是生态危机与生态文明转向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