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上海常被视为一个具有活跃的城市文化、混合中国传统与西方审美元素的摩登社会。近二十年中国近代画史的理论取向出现了从解释艺术作品的美学特征向关注文化机构及社会环境的转变，然而，艺术家的地理分布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却从未引起学界关注。文化机构的可达性反映了使用文化设施以及参与文化组织的环境条件。如果出现了艺术家社群，则意味着一定地理范围内存在较为密集的文化交流以及共同学习的活动。本研究是第一个将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引入民国时期上海艺术家地理分布的研究。研究团队花费一年时间，遍查历史资料，收集民国时期艺术家的住址以及可能诱因，如文化设施、商业设施、公园、酒吧餐饮及娱乐设施的地址；与此同时，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团队遴选上海老地图，加以数字化，并将数据输入系统，建立数据库。研究还采用量化分析方法，测试艺术家的地理分布与空间诱因之间的关系，并建立模型。本报告重点阐述将历史地理信息技术引入民国时期艺术地理研究的方法和过程，并报告初步研究发现。

香港中环永利街建成于20世纪50年代，为一普通的市民居住小区。2001～2007年，这一地块先后被土地发展公司及香港市区重建局收购，计划拆除旧里，重建新楼。2010年，以永利街为城市背景的获奖电影《岁月神偷》，唤起了民众对于永利街的保护意识，也引发了对永利街拆留方案的广泛社会探讨。本研究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运用Michael Foucault关于话语权与权力的理论，分析影响永利街发展方案的四大社会势力（包括市区重建局、非营利组织、永利街居民以及媒体与艺术家），如何从各自利益出发，以不同的立场塑造永利街的文化形象。文章的论点是永利街城市文化形象的形成，这也是四大社会势力相互碰撞、抵触以及影响的结果；永利街的文化形象可从片区建筑特征、邻里温情、文艺作品的渲染、公众文化身份象征以及历史遗存的尴尬境地等层次加以解读。

八十年代以来，文化区建设成为文化政策的核心领域之一，世界各地建设文化区方兴未艾。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解释了文化生产主导的文化区和文化消费主导的文化区的特征、形成方式，以及政府角色。次之，文章以香港近年来热议的两个文化区即西九龙文化区和牛棚艺术村为例，从文化生产主导及文化消费主导的角度，评点两区发展之成败，并提出建议。

本研究致力于对香港文化政策的评估，研究香港的文化政策在营造创意城市环境方面政策导向是否正确，绩效如何。文章首先常识性地建立一个评估框架，理论上根植于John Howkins提出的十二项原则和Charles Landry的九大评估标准。前者揭示对创意经济具有影响的政策领域，后者为政策领域给出具体的评价标准。研究的第二部分运用此框架，对香港文化政策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显示，香港的文化政策得分为51分（百分制），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香港文化政策的优点是有一个基本的行政框架来支持政策的制定，以及施政；文化政策能够提供较为充足的文化设施，保障不同文化形式及内容的表达，有利于艺术家及多元文化背景人士的集聚。然而，香港的文化政策在树立及展示城市文化形象，提升文化产业带动效应等方面较为欠缺。此外，根据初步研究，本项目所提出的创意城市的评估框架，可以运用到文化政策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