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的要义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哲学基础主要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除了和谐发展这一要义外，绿色发展广义上还包括低碳发展、清洁发展、节约发展、循环发展和安全发展等。基于绿色发展理念所构建的绿色交通，是按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整合的一种低碳、节约、清洁、循环、安全、和谐的交通运输系统；其外延涵盖宏观政策、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建设、日常运营管理、公众满意度等交通运输系统的各个方面。实现绿色交通从理念向实践转化，推进交通运输行业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在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即处于三元主体框架下的政府、市场和社会（民众）各司其职，发挥各自优势，协调统一形成合力。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文本。这部著作，具有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探索的阶段性重大成果，而《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不仅吸收了马克思在此之前的“新哲学”方法论、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作为“总的结果”的原则指导下的深入的“原本批判”，完成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再次整合，而且还产生出“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用以科学地指导社会革命，由此萌发出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哲学新方法进而为《资本论》的创作奠定基础。由此可见，论述《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地位及作用，是确立该文本的思想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之一。

近年来，国内已经破除“苏联模式”，特别是“《资本论》初稿”的影响，从版本考证、出版传播、方法结构和思想阐释等方面，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作为概念体系完整的独立著作来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成果。尽管如此，国内学者对该手稿的具体思想细节特别是哲学思想的阐释方面仍较为薄弱，未能完整再现这部手稿极为宽广的理论视野、多样的论证方式、广泛的思想议题和独特的思考角度。此外，国内学者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哲学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对于这种哲学的论证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鉴于此，应当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性质、哲学方法、逻辑建构和理论归旨等方面对国内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做归纳和总结，并找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和解决的可能性方式。

《哲学的贫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表征马克思创立的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新世界观的重要文本。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表现形式，不是仅仅依托基本原理或观点的概括和推演，而是具体的和“鲜活”的思想的延续。正是主要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下述理解和认识，诸如社会和历史的现实前提及运动形式、分工的实质和它所表征的历史过程、竞争的历史性及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现、共产主义的本质、作用和实现路径，马克思得以在《哲学的贫困》中以批判蒲鲁东的方式，完成其“新哲学”的公开阐释。

如何理解社会分工并使社会个体从分工中真正复归自由，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基于创作“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时对分工的实质及其表征的历史过程的理解，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有针对性地批判了蒲鲁东的分工理论，即必然性（正题）→危害性（反题）→应解决问题（合题）这一固有的观念论式的论述模式。在马克思看来，从分工中真正复归人的自由，不是蒲鲁东所设想的正题和反题“相加”得出一个新的“合题”，而是只有具备一系列复杂现实条件并在变革社会的现实运动中才能实现。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之一。它高度概括了百年党史在人类进步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向世人宣告了中华民族的自信自立自强和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决心。伴随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以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识的文明观，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由此，从历史高度、思想广度、表达深度等方面，对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作进一步的凝练和提升，深化对它的理解和把握，以适应并促进其更为广泛的传播，进而引领时代发展方向与人类进步潮流，成为一个大势所趋的重大课题。

从倡议和理念到思想的升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昭示出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通过对时代之问的解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确立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的方式，在价值观层面上完成了历史出场。尔后，经由对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变化的深刻洞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作了总体布局，并且为了不断与时代发展的需要相契合，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具体路径，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良性互动。从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到“五大方面”总体布局再到“五个世界”总体路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实践中始终贯穿着文明逻辑，即立足全人类进步与文明新形态创造所做出的深刻而整体的把握。

诚如恩格斯所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作为一种科学的文明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具有重要的“术语革命”意义。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话语表达而言，应当突破只就其基本理念及内在逻辑而“自说自话”的传统框架，破除从“话语输入”向“话语输出”转换的思维模式，在找准思想参照系或批判对象的基础上，诉诸思想论战的方式，在比较中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当前，“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等，仍旧影响着文明话语的表达，其主要观点的根深蒂固不容小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直接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对此，应当首先通过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特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普遍交往学说，并结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倡者的理论总结和具体表述，提炼出它的核心理念，即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揭示其各自的基本内涵。其次，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论战对象的产生背景与发展过程，剖析它们的内在逻辑、理论实质、当代表现，找出这些论断取得文明话语权的原因及其后果。再次，聚焦相同的时代课题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理念分别对此做出的不同解决方案。最后，论证这些核心理念对“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等操控文明话语权之后果的扬弃，阐明它们所秉持的基本立场、主要原则，全面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实现的文明话语革命。

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维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离不开以一定的实践活动为支撑尤其是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创造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胸怀天下”概括为百年党史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天下为己任，筚路蓝缕、上下求索，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发展，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从而为引领世界各国人民认同并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良好的表率，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不断开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作用，越发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在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意味着对其进行“鲜活”的思想阐释而非空洞的概念解读，使之真正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思想中把握的时代，进而引领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课题。其中，准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前提性工作。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价值观、历史观和文明观的有机统一，从价值同构、历史自觉和文明变革的角度，尝试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别是“真正的共同体”学说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