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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源

  •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简介:

    1989年7月生,河北黄骅人,2005~201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学士、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秘书长,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分会副秘书长、中国共产党巡视理论研究中心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时代党建研究中心理事,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出版《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1857—1858年手稿”再研究》《恩格斯〈反杜林论〉导读——从思想论战中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哲学的贫困〉再研究——思想论战与新世界观的呈现》等多部专著,合著3部,参与编著5部,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和核心报刊上发表文章7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主持其他省部级课题6项。曾获第八届“胡绳青年学术奖”(2018)、首届“贺麟青年哲学奖”二等奖(2017)、第二届“贺麟青年哲学奖”二等奖(2019)、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21)等。

  • 图书
  • 文章
  • 《哲学的贫困》再研究
    杨洪源2021年04月出版
    从批判中建构新思想是马克思哲学的典型特质,《哲学的贫困》就是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来公开阐释其“新世界观”的重要著作。有别于过去忽视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及其思想而“自说自话”的一些研究模式,本书以比较分析为研究方法,将澄清蒲鲁东的思想原貌、厘清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思想关系、概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黄金时代”、总结蒲鲁东的经济哲学观作为理论前提。在叙述方法上,就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思想论战中涉及的主要议题,诸如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方法、破解所有权的“斯芬克斯之谜”、价值形式的科学性阐释、从社会分工中复归人的自由、破除使用机器对自由个性的束缚、竞争与垄断的关系之辨、共产主义及社会革命的审视、个人与社会历史之关系的把握等,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探讨。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交织,呈现马克思对其新世界观的主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深邃思考、系统整合、深刻阐释的过程,并基于此将《哲学的贫困》置于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图景中进行重新定位,阐释它的当代实践启示。
  • 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探索——以绿色交通和交通运输行业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的考察
    2017年03月 出版
    绿色发展的要义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哲学基础主要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除了和谐发展这一要义外,绿色发展广义上还包括低碳发展、清洁发展、节约发展、循环发展和安全发展等。基于绿色发展理念所构建的绿色交通,是按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整合的一种低碳、节约、清洁、循环、安全、和谐的交通运输系统;其外延涵盖宏观政策、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建设、日常运营管理、公众满意度等交通运输系统的各个方面。实现绿色交通从理念向实践转化,推进交通运输行业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在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即处于三元主体框架下的政府、市场和社会(民众)各司其职,发挥各自优势,协调统一形成合力。
  • 在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把握《哲学的贫困》
    2015年12月 出版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文本。这部著作,具有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探索的阶段性重大成果,而《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不仅吸收了马克思在此之前的“新哲学”方法论、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作为“总的结果”的原则指导下的深入的“原本批判”,完成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再次整合,而且还产生出“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用以科学地指导社会革命,由此萌发出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哲学新方法进而为《资本论》的创作奠定基础。由此可见,论述《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地位及作用,是确立该文本的思想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之一。
  • 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国内《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哲学思想研究述评
    2018年06月 出版
    近年来,国内已经破除“苏联模式”,特别是“《资本论》初稿”的影响,从版本考证、出版传播、方法结构和思想阐释等方面,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作为概念体系完整的独立著作来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成果。尽管如此,国内学者对该手稿的具体思想细节特别是哲学思想的阐释方面仍较为薄弱,未能完整再现这部手稿极为宽广的理论视野、多样的论证方式、广泛的思想议题和独特的思考角度。此外,国内学者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哲学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对于这种哲学的论证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鉴于此,应当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性质、哲学方法、逻辑建构和理论归旨等方面对国内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做归纳和总结,并找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和解决的可能性方式。
  • 抽象原理的更准确表述抑或“鲜活”思想的延续——重新探究《哲学的贫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
    2018年05月 出版
    《哲学的贫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表征马克思创立的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新世界观的重要文本。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表现形式,不是仅仅依托基本原理或观点的概括和推演,而是具体的和“鲜活”的思想的延续。正是主要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下述理解和认识,诸如社会和历史的现实前提及运动形式、分工的实质和它所表征的历史过程、竞争的历史性及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现、共产主义的本质、作用和实现路径,马克思得以在《哲学的贫困》中以批判蒲鲁东的方式,完成其“新哲学”的公开阐释。
  • 从分工中复归人的自由——马克思对蒲鲁东分工理论的批判
    2016年06月 出版
    如何理解社会分工并使社会个体从分工中真正复归自由,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基于创作“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时对分工的实质及其表征的历史过程的理解,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有针对性地批判了蒲鲁东的分工理论,即必然性(正题)→危害性(反题)→应解决问题(合题)这一固有的观念论式的论述模式。在马克思看来,从分工中真正复归人的自由,不是蒲鲁东所设想的正题和反题“相加”得出一个新的“合题”,而是只有具备一系列复杂现实条件并在变革社会的现实运动中才能实现。
  • 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把握“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
    2023年10月 出版
    文化是关乎国本和国运的大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以正确的思想和方法作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结合”的前提和结果,从“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等方面,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这一重要讲话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引领作用。
  • 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2019年06月 出版
    问题导向与体系建构的有机互动,是贯穿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线索或内在逻辑之一。大体而言,以教科书体系为框架的基本理论问题讨论、以真理标准问题为动力的教科书体系改革、以学术规范问题为导向的体系建构分化、以思想阐释问题为内容的研究路径转换,依次构成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阶段。问题导向与体系建构的有机互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破解理论创新落后于实践发展的困境,复归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本质。
  • 十八大以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四风”实践与成效
    2017年12月 出版
    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四风”问题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改进作风的长效机制,强化执纪监督问责力度,不断创新查处“四风”的方法。经过五年持之不懈的努力,“四风”问题总体态势得到遏制,但一些“隐形”的“四风”问题仍时有发生,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继续坚持以上率下,着力优化制度设计和强化制度执行,继续推进作风长效化机制建设,切实加强人民监督和家风建设。
  • “革命理想高于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
    2017年01月 出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基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一种真理性学说,也是立足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的价值体系。它既要合理地“解释世界”,更要立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改变世界”,实现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实践统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关于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观点,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政治革命分析——基于马克思恩格斯“1848—1852年政治文献”的考察
    2017年12月 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对整个政治革命和具体政治事件的分析基本上依循了唯物史观的一般表述,即从经济基础入手论证经济危机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普遍贫困导致政治革命,再通过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的变化来分析政治革命的走向,最后阐述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政治革命的前景。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时的唯物史观的一般表述不存在解释限度问题,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解历史发展和历史事件的一种模型,需要现实的检验和修正。革命具体时机的不准确判断以及革命后反革命势力的复辟都使得他们重新思考唯物史观的一般表述。对政治革命的深入分析没有使马克思恩格斯改变唯物史观的理论初衷与基本框架,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