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严峻的城市贫困问题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城市扶贫政策。至今，中国城市中已初步建立起了反贫困行动体系。当然，其中许多项目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覆盖面、经费来源、制度化水平、项目间的协调，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但这套体系的建立表明中国城市近年来的反贫困行动，已经从过去临时性的措施逐步走向制度化的反贫困政策体系。中国城市扶贫政策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预防性政策，是指防止贫困发生或降低贫困发生概率的各项政策，主要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个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救济型扶贫政策，是指当贫困确实发生时，努力减少其负面影响和损害的各项政策。主要包括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送温暖工程以及棚户区改造工程等。三是开发性扶贫政策，是指消除贫困者的脱贫障碍，拓展其脱贫机会与能力的各项政策，主要是再就业政策。

本文将研究的问题是：在中国于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进入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如何制定相对贫困标准？具体问题包括：第一，中国的相对贫困标准是基于收入或消费的一维相对贫困标准还是多维相对贫困标准？第二，中国的相对贫困标准是否应该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以中位数收入一定比例作为相对贫困标准，并逐步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接轨？第三，如果采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在2021~2035 年，这一标准应包括哪些维度？本文采用福利经济学与人类发展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典型国家贫困标准的研究，提出中国2021~2035年进入缓解相对贫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的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政策取向。

在新阶段工作性质变革带来的挑战、扶贫工作由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研究的主题是2021~2035年缓解中国相对贫困的教育扶贫理念和政策展望，重点关注的问题是2021~2035年，中国教育扶贫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有哪些？哪些方面需要坚持？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本文以2018年中国农村科技特派员秦巴山片区新型经营主体调查问卷（以下简称“科特派调查”）数据为基础，从新型经营主体视角研究农村产业融合的组织模式、驱动力、利益联结机制、融合效果和价值增值问题，深入剖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以及影响新型经营主体产业融合发展的因素，以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践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