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美国政治始于动荡，止于对抗，乱中有进。疫情加剧、经济衰退、选举乱象以及1月6日的国会山骚乱事件，导致2021的美国政治在混乱中开局。两党的政策立场和意识形态继续向两极移动，围绕拜登执政、选举规则、选区重划、文化战争、最高法院等问题展开恶斗。在通货膨胀、疫情反复、阿富汗撤军等因素的冲击下以及共和党的阻挠下，拜登政府陷入困境，支持率大幅度下滑。极化和冲突依旧是美国政治的常态，进展只能在激烈的斗争中缓慢形成。通货膨胀成为大多数美国人最关注的问题，乌克兰危机暂时且有限地加强了美国的团结。这两个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两党的中期选举结果。拜登政府推行“拜登经济学”，拓展政府角色，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实施“绿色新政”、“伟大社会2.0”和产业政策，以期“重建更美好未来”，提升美国的综合国力。对外回归“地缘经济战略”，以“领跑”模式和复合联盟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强调中产阶级外交，实行“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但通胀压力持续上升。大规模的财政支持措施以及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迫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从宽松逐渐转向紧缩，从而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持久影响。拜登政府把应对重大挑战、对标“重建更好”议程和重建中产阶级作为其科技创新政策部署的关键出发点，力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大公共投入，加强重大科技战略与政策的设计，强化美国创新引擎，重塑美国的长期竞争优势。不过，拜登的雄心壮志也面临不少掣肘因素。激烈的政策辩论和拜登政府的政治雄心能否快速转化为实施宏大的科技战略，还有待观察。2021年的美国社会并没有因为拜登政府的各项政策而团结起来。种族构成变化、出生率萎缩、老龄化加重、地区分布失衡等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美国的政治版图和经济资源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围绕族群、性取向、堕胎、吸毒、控枪等问题展开的社会对立、撕裂和冲突愈加严重。拜登的多项竞选承诺陷入了“空转”，两党斗争更为激烈，多重维度的社会对立和社会撕裂还在恶化。执政伊始，拜登政府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宣告以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为目标的外交战略。拜登政府一方面承袭了特朗普政府的“大国竞争”战略，聚焦与中俄的战略竞争；另一方面注重强化与盟友伙伴的关系，推行“价值观外交”，与盟友及伙伴一起应对各种重大挑战。即便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威胁，拜登政府在军事领域始终保持强势投入，以谋求在大国竞争中的绝对优势。美国着眼于大国竞争进行“一体化威慑”，加快推进联合全域能力建设，加大与盟友军事合作的力度，重返国际社会，提升重点领域能力，密集开展概念验证，发展智能化、无人化武器装备，以“太平洋威慑倡议”等方式推动“印太战略”落地生根。拜登执政首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轮廓已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对内增强美国实力，重振美国竞争力；对外联合盟友，遏制中国发展，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拜登政府总体上延续了前任的对华竞争战略，但更加强调战略运筹，注重立法、盟友协作、设定规则等手段，某些政策更具进攻性和冒险性。拜登政府强调以全政府模式、联盟协作、高端战争准备方式全力构筑对华军事包围圈，增加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风险。展望未来，美国内政外交呈现如下主要趋势。未来美国政治仍将在极化和冲突中艰难前行。2022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选情严峻，共和党志在必得。而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的作用将彰显他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美国经济将呈现四“高”特点：通胀水平高，财政支出高，政府债务高，短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高。考虑到地缘政治紧张、全球供给失衡、供应链中断和疫情加剧风险，美国经济增长将面临多重阻力。随着应对新冠疫情财政援助计划逐步淡出，政策引致的经济增长势头将有所减弱。促进经济复苏与应对高通胀在货币政策上存在矛盾。巨额贸易逆差给贸易政策制定带来了新的压力。这些都将缩小美国经济政策的腾挪空间。目前美国社会红与蓝、农村与城市、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鸿沟并未因拜登反复强调的“团结”口号和做出的相应努力而有所弥合。相反，这些分裂和对抗将继续深刻地影响美国社会的变迁。拜登政府将聚焦对中俄的“战略竞争”，加强同盟体系，竭力护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即便俄乌冲突爆发，美国的战略重心依旧是亚太地区。在全面脱钩不可行、局部脱钩不可免的情况下，“拜登经济学”和对华地缘经济战略最终将造成中美两国竞争性共存的情形。在用以支撑双边关系发展和管控分歧的政策框架短期难以构建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

对于美国而言，2020年注定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美国社会矛盾凸显，进而加剧了美国政府的内政失序与外交僵化。经济危机、种族冲突和政治极化交织叠加，深刻地影响着2020年美国大选的进程。美国抗疫不力和大选后罕见的混乱局面，使美国政治制度设计和运转的弊端暴露无遗。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美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在前两个季度经历了断崖式的下跌后进入衰退期，之后由于动能不足而进入复苏阶段。2020年美国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包括抗疫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政策核心主要是在疫情防控和重启经济中寻求平衡。展望2021年，在美国现有的政策框架下，如果疫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美国经济将呈现明显的复苏态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背景下，美国政治极化和党派之争进一步加剧。2020年美国政治极化状态之严重，是美国自南北战争以来所罕见的。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给美国政坛和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使2020年大选成为极度分裂的选举。民主、共和两党为了在竞选中获胜，极力动员民众参与投票，并相互指责对方将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民众对于选举的参与度空前高涨，势均力敌的分裂态势彰显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尽管大选最终以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胜而告终，但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美国的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美国国内危机的化解将是一个长期和充满不稳定性的过程。经济不平等、族裔冲突以及价值观等问题上的相互纠缠和长期难解，将给拜登执政带来巨大的挑战。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政治极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种族矛盾、警民冲突、文化认同冲突等因新冠肺炎疫情、“弗洛伊德事件”引爆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在美国大选年进一步恶化，陷入“疫情—经济衰退—抗议骚乱—加重疫情”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是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并在2020年大选中集中爆发。美国社会将在一段时期内深受“特朗普主义”政治遗产的影响，美国社会的冲突与撕裂将持续恶化并反噬美国政治，使其陷入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中。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及特朗普政府的消极应对，美国外交日益备受限制。特朗普政府继续推动其全球战略，在地区层面，仍以亚太、欧洲及中东为重点，其中在中东取得的外交突破成为亮点。在重大议题上，特朗普政府致力于推动核不扩散、撤出反恐战争及推动所谓的“民主”“人权”。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外交困境凸显。从表面上看，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困境是由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的，但深层分析可见，这一困境缘于“特朗普主义”。未来，拜登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逆转特朗普时期的政策，但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恐难有积极的重大突破。2020年，特朗普政府在大国竞争驱动下强势推进军事转型升级。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大国战略博弈加剧以及美国总统竞选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特朗普政府更加聚焦“大国竞争”，在尽可能降低疫情给美军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加快地区战略与军力部署调整，强化全球联盟伙伴关系网，创新作战理论，推动武器装备向智能化、小型化、无人化方向发展，以保持针对大国的军事竞争优势，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美国，使美国经济、社会和科技事业受到意想不到的冲击，凸显了加强公共卫生创新与合作、构建相应科技战略储备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暴露了特朗普政府忽视公共卫生安全、漠视科学的致命问题。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继续从国家安全、未来产业等角度聚焦重点领域的发展，对华采取打压措施，谋求保持科技优势地位。尽管其科技政策严重偏离了开放合作的传统，但国会两党仍确保了联邦科技投入的增长和重大项目的推进。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科技政策又将出现某些重要的反转。2020年，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质变。在升级对华信息舆论战、恶化中美关系氛围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在高技术、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升级对华战略竞争。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特朗普政府积极部署对华科技战，全面升级在高技术领域的对华施压举措，促使中国将“自主创新”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美国加速将南海和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轨道，中美围绕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较量不断升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美在香港、新疆问题上的斗争日趋激烈。拜登入主白宫后，战略竞争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主调，但拜登政府将更多地动员盟国的力量多边施压中国。未来，中美战略竞争的形式将更加复杂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