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而言，2020年注定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美国社会矛盾凸显，进而加剧了美国政府的内政失序与外交僵化。经济危机、种族冲突和政治极化交织叠加，深刻地影响着2020年美国大选的进程。美国抗疫不力和大选后罕见的混乱局面，使美国政治制度设计和运转的弊端暴露无遗。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美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在前两个季度经历了断崖式的下跌后进入衰退期，之后由于动能不足而进入复苏阶段。2020年美国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包括抗疫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政策核心主要是在疫情防控和重启经济中寻求平衡。展望2021年，在美国现有的政策框架下，如果疫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美国经济将呈现明显的复苏态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背景下，美国政治极化和党派之争进一步加剧。2020年美国政治极化状态之严重，是美国自南北战争以来所罕见的。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给美国政坛和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使2020年大选成为极度分裂的选举。民主、共和两党为了在竞选中获胜，极力动员民众参与投票，并相互指责对方将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民众对于选举的参与度空前高涨，势均力敌的分裂态势彰显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尽管大选最终以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胜而告终，但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美国的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美国国内危机的化解将是一个长期和充满不稳定性的过程。经济不平等、族裔冲突以及价值观等问题上的相互纠缠和长期难解，将给拜登执政带来巨大的挑战。

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政治极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种族矛盾、警民冲突、文化认同冲突等因新冠肺炎疫情、“弗洛伊德事件”引爆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在美国大选年进一步恶化，陷入“疫情—经济衰退—抗议骚乱—加重疫情”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是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并在2020年大选中集中爆发。美国社会将在一段时期内深受“特朗普主义”政治遗产的影响，美国社会的冲突与撕裂将持续恶化并反噬美国政治，使其陷入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中。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及特朗普政府的消极应对，美国外交日益备受限制。特朗普政府继续推动其全球战略，在地区层面，仍以亚太、欧洲及中东为重点，其中在中东取得的外交突破成为亮点。在重大议题上，特朗普政府致力于推动核不扩散、撤出反恐战争及推动所谓的“民主”“人权”。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外交困境凸显。从表面上看，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困境是由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的，但深层分析可见，这一困境缘于“特朗普主义”。未来，拜登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逆转特朗普时期的政策，但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恐难有积极的重大突破。

2020年，特朗普政府在大国竞争驱动下强势推进军事转型升级。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大国战略博弈加剧以及美国总统竞选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特朗普政府更加聚焦“大国竞争”，在尽可能降低疫情给美军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加快地区战略与军力部署调整，强化全球联盟伙伴关系网，创新作战理论，推动武器装备向智能化、小型化、无人化方向发展，以保持针对大国的军事竞争优势，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美国，使美国经济、社会和科技事业受到意想不到的冲击，凸显了加强公共卫生创新与合作、构建相应科技战略储备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暴露了特朗普政府忽视公共卫生安全、漠视科学的致命问题。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继续从国家安全、未来产业等角度聚焦重点领域的发展，对华采取打压措施，谋求保持科技优势地位。尽管其科技政策严重偏离了开放合作的传统，但国会两党仍确保了联邦科技投入的增长和重大项目的推进。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科技政策又将出现某些重要的反转。

2020年，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质变。在升级对华信息舆论战、恶化中美关系氛围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在高技术、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升级对华战略竞争。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特朗普政府积极部署对华科技战，全面升级在高技术领域的对华施压举措，促使中国将“自主创新”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美国加速将南海和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轨道，中美围绕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较量不断升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美在香港、新疆问题上的斗争日趋激烈。拜登入主白宫后，战略竞争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主调，但拜登政府将更多地动员盟国的力量多边施压中国。未来，中美战略竞争的形式将更加复杂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