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现代化、世俗化理论是从其关于现代性和理性主义的理论衍生而来的。如前所述，在他的论著中，将现代性定义为是始于内在性与超越性的相互依赖，即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它代表的是人类最大限度的自我控制。而且，现代性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活力的增长，现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建立，以及相应地个人从这些发展中获得力量，包括更多人权利的被认可。Georg Stauth，Islam-motor or Challenge of Modernity，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8，pp.166-167.韦伯首先站在欧洲这一中心来放眼世界。欧洲是理性的、合理化社会的象征。在遵循普遍规则的基础上，不断增长的可计算性以及对人的生活进行的制度化控制，摒弃传统的准则和“卡里斯玛”的热情，这就是韦伯所描绘的理性化的欧洲图景。他首先对“理性主义”做了含义上的界定，他指出：“‘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一词意涵殊多。若就体系思想家之于世界图像的理性观点而言，理性主义是指以越来越精确的抽象概念为手段，越来越能理论性地支配现实。换一个观点思考，理性主义又可以是以越来越精确地计算合适的手段为基础，有条理地达成一特定既有的现实目的。这两种理性主义可说是相当泾渭分明的类型，虽然究极而言它们事实上是一体相连的。”〔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92页。西方的理性主义基本经历了两个阶段、三种模式。两个阶段即古典理性主义和现代理性主义。前者描述的是“神本位”的或“宗教—形而上”的理性主义，按照韦伯的理论，这一阶段从整个社会到人本身尚处于神学统领一切的“复魅”的传统阶段。这个阶段的理性也可以指一种“计划性的安排”，静修苦行、巫术性禁欲乃至冥想等方法都可看作是理性的。所以，一般而言，一切系统化的、明确地指向救赎目标的实践伦理，都可视作是“理性”的。后者描述的是“人本位”的或者“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即以神为中心的时代让位于以人为中心的时代，也就是韦伯所称的“祛魅”的现代社会。西方理性主义的三种模式是：带有古典柏拉图式乌托邦情结的启蒙思想和运动、科学主义及代表了最完善的组织和秩序的科层制和法治国。马剑银：《韦伯的“理性铁笼”与法治困境》，《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1期。在现代理性主义阶段，人们往往会通过官僚化的方式来对工业和政治活动加以控制和监督，而不再是依靠个人的内在动力或者忠诚度。韦伯所勾画出来的理想的现代官僚组织模式要求成员间有明确、合理的分工和权责范围界定，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中，彻底消除等级社会中的人身特权，而是以技术能力为依据，专业能力取代个人的效忠；组织内部层层控制，进行高层、中层和基层三级分层管理，按照组织权力形成金字塔形的等级序列，成员间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只体现为专业技术和知识的差异，每个职位都要有严格的资格限制，务求人尽其才，并按职位支付薪金，建立奖惩与升迁制度；在一个理想的现代官僚统治模式中，从组织的构建形成、部门分工、职位设置、权责分工、成员选拔，到组织的运作，一切都由经理性思考而产生的法律制度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成员都要遵循这种种的法律制度而行事，因此，在这样的组织中，冰冷的法律制度是至上的。除此以外，不存在传统社会中所尊奉的个人魅力或个人情感，现代官僚制度采取的是非人格化的管理。显然，在韦伯这里，官僚不是代表文牍主义和低效率，而是指一种组织结构和特点。